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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見坤:儒學發展簡史與孔子嫡裔——儒學道統的千年沉浮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81 次 更新時間:2019-12-14 10:58:22

進入專題: 儒學   道統  

孫見坤  

   儒學來源于夏商周三代,特別是周代積累的禮樂傳統。在儒學義理中,“禮”,是作為建構國家體制、社會秩序的整體思想理念和指導人們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為規范而雙重存在的。就前者而言,它是指導國家與社會運作的憲制性存在;就后者而言,它又是維護人倫秩序與處理人際關系的習慣法。而“樂”則與“禮”相輔相成,二者共同達成了天道與人道的和諧,維系著三代社會的運轉。在此基礎之上,宗周禮樂文明的開創者周公,又注入了“敬德保民”等德治思想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倫理的深刻內涵,從而成為中華文明最耀眼的地方。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云:“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于此。”道德之意,構成周公制禮作樂之宗旨,“道德之團體”,也更成為三千年中國文明的基礎。王國維所論甚允,立子立嫡之制,實對影響后世兩千余年中國社會至為關鍵,因為周代王制的宗法與封建正藉此而推演。

   但是進入春秋戰國之后,周王室權威不再,無法維系封建邦國的秩序,天下進入禮崩樂壞之世。周秦之變是綿延數百年的社會大變革,這個過程煥發出來的能量是前無古人的,但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是觸目驚心的。當此環境下,規范被踐踏,秩序被破壞,德治被拋棄,禮樂失去了舊日的尊嚴與力量,成為了當權者夸示與享樂的工具。頻繁的戰爭讓氏族、邦國成批量的解體,原子化的個人在變革大潮中無處容身;各國為了戰爭加強了政治的功利取向,打破了以往的行政規范,越來越傾向于惟力是視、爾虞我詐;周王室權威倒塌后,整個社會缺乏政治的、或道德的權威來源,社會的無序化摧毀了共識和底線,帶來一派末世景象。文武之道、禮樂之制,當此瀕臨消亡之際,中華文化很有可能像后來的羅馬帝國那樣在享樂、墮落和戰爭中消亡。而在這樣一個嚴峻的時刻,一個存亡繼絕的偉大人物出現了,這便是先師孔子。

   唯有明白了禮崩樂壞的可怕,才能理解先師孔子的偉大。

   正是在這一片凋敝之中,孔子繼承、整理和傳播了禮樂文明,并進一步彰顯了禮樂文明的精神與意義所在,強調禮樂文明的人倫教化和治世之功,同時將禮樂文明的思想精髓——王官學散入民間,開創了人類歷史上平民教育的先河,從而為中國后世數千年的文明定下基調。并且,孔子立足于人類天賦的本性,以“仁”、“禮”為中心創立了儒家學說。試圖以基于人性的差等之愛來重建社會秩序;把血緣之愛推及到治國理政上,實行“仁政”;重視禮樂的精神內核與象征意義,通過禮樂制度來重建權威,利用禮樂教化來挽救世道人心。

   孔子創立的儒學,雖然因為當時各國忙于爭霸,未能在政治中貫徹,但是由于其理論的完備卻一直受到推崇和尊敬。在漢代“獨尊儒術”之前,孔子已有圣人之名,其子孫也被視為“圣人之后”,得到各國的重視,各國對孔子后裔競相禮聘,乃至孔子后裔亦有出仕各國甚至官至宰相者。戰國之時,因為儒家重視教育,道、法、墨、名諸家學者多與儒家有教育上的聯系,故而雖有爭鳴,但并未被視若仇讎,不過等到崛起于西陲的秦國統一后,情況則大為改觀。

   秦國長期對社會貫徹嚴厲管束的法家制度,文化遠遠落后于東方六國,統治者的思辯水平和人文素養都無法與六國相比,對儒學難以產生任何共鳴和理解,故而對儒生試用之后發現水火不容,雖然在朝中保留了幾個博士以作門面的點綴,但后來仍以“焚書坑儒”的手段,對儒學乃至關東地區的所有學說進行嚴酷的打擊。不過秦國在暴政中很快崩塌,生長于山東六國地區的漢高祖劉邦雖然未必服膺儒學,但對圣人孔子卻滿懷景仰,以帝王之尊親自祭祀,預示了儒學的復興。至漢武帝時,隨著漢初軍功集團的凋零,以及儒生看到大一統帝國已成定局而作出的部分妥協,官方意識形態選擇影響最大的儒學而非楚人重視的黃老之學,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

   兩漢是儒學的黃金時代。西漢用儒者來妝點合法性,用文法吏來日常行政,此即漢宣帝所謂“霸王道雜之”。要言之,秦始皇以任法為主,列儒術為諸子之一;漢武帝雖尊孔子為宗師,實用管、商而佐治之。但隨著儒學影響和聲望的擴大,漢元帝之后開始純任儒學,使儒者的地位提高,不少儒者能出任高官。《五經》的地位已經超越一切,成為政令與諫言合法性的來源。通曉經書,在宣帝之后已經成為做官的必要條件,博士弟子,也成為官員的儲備隊伍。而儒者們也逐漸由賈誼、董仲舒等氣象恢弘的大儒,演變為拘泥于章句以求爵祿的經生。經生可致封侯,則士人爭誦六藝,故元帝之后,一個龐大的經生官僚群體逐漸產生,并逐漸演化為后世的士大夫群體。兩漢時代孔子的后裔多能祖述家學,在朝廷中有一席之地,甚至能出任三公級別的高官。漢成帝綏和元年(前8)孔子第十四代嫡孫孔吉的被封殷紹嘉侯、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孔子第十三代孫孔霸的被封關內侯,遂開孔子嫡裔晉侯爵之先河。漢朝賜予孔裔世襲爵位,以作為道統存續的象征,更翻開了歷史上尊道崇儒的新篇章。西漢后期,儒生借助道統的力量來反對朝政的失政,最終選中了王莽來實現儒家的理想,但卻因為不切實際而遭到慘敗。東漢雖然表面上重視儒學,光武、明、章諸帝熱心學習儒術,但實際上卻是想讓皇家來壟斷儒學的解釋權,當漢明帝得意洋洋的對大儒桓郁自稱“我為孔子,卿為子夏”時,代表官方儒學的今文經學實際上淪為政治的附庸,陷入不可避免的衰微,將要暫時退居于新學術的身后。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評論說:“蓋西京儒學,經武帝之推尊而驟顯。經生可致封侯,則士人爭誦六藝。利祿所歸,動機不純。浸至朝廷以儒術為文師,士人藉《詩》《書》以干利祿。狡黠者或至竄亂經文,拘牽者不免泥滯章句。安、順以后,時君不復措意,則并此名存實亡之狀況亦不能維持。及至魏正始中,廷臣四百余,能操翰者競未有十人。文化學術之本身且幾于息絕,則儒術之衰,乃勢所必至。論者每以秦始皇焚書坑儒為古今一大劫,而不知漢末‘圣文埃滅’之情形固幾乎與漢初相似也。”儒學思想至東漢盛極而衰,迄魏晉幾于熄滅。單就歷史來看,自東漢以后,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直到隋唐五代,都是儒學衰微、在思想上不再占有絕對統治地位的歷史時期。而對于孔子嫡裔,也和儒學的時代地位密切相關,同時又由于長期的戰亂,則更造成了骨肉的泮渙分離和代序失守。

   兩漢的今文經學,在日后大發展中逐漸摻雜了許多道家和陰陽家思想,而浸失原意。進入東漢以后,則又與皇室大力推崇、社會普遍迷信的符命讖緯牽扯到了一起,帶有了許多神學的意味,于是天命流為圖箓讖緯,災異成為具文。但既然是神學,就講究應驗。然而東漢政治的黑暗,已然超越了人們所能想象的范疇,人們叫天不應,叫地不靈,于是在完全理想主義的王莽式改制之后,神學化了的今文經學也逐漸被人所拋棄。就在今文經學衰敗的同時,講求訓詁、史事、制度名物,不拘泥于師法章句的古文經學在民間卻流傳開來。到了東漢末年,一代儒宗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說,刪裁繁蕪,刊改漏失,擇善而從,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生機勃勃的古文經學在學術上一舉吞并了已經奄奄一息的今文經學。而隨著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實施,士大夫入仕無需再死守今文經學,鄭學的地位因之從此確立。而這一變化,使得私學與地方學校大興,并且興起了一批儒學大族,使得原本的國家學術權社會化。又由于東漢末年以來,士人群體的數量已經超出國家官僚的需要,迫使一部分士大夫由治國轉而治家,逐漸形成了重視家族利益勝過國家利益的風氣。魏晉南北朝時期,更因為戰爭頻繁,時局分裂動蕩,為中國社會衰亂期,從而造成儒學的式微。受此影響,士人開始不守志節,放任個性,蔑視禮教,縱性情,安恣睢,所謂魏晉風流、名士風度亦隨之開始出現。

   三國時代,人們從先秦的諸子百家中尋找思想資源,用以道家思想為主,包含法家、名家、墨家思想的理論來解釋儒學,從而催生了玄學,并很快蔚然成風,成為學術界的風尚。當玄學的理論在西晉末年郭象的手上快要完成閉環的時候,佛教又在北朝胡人的扶持下大昌,比玄理更為精深的佛理逐漸吞噬了玄理,佛學也因之兼并了玄學。而在南朝,原本較為松散的道教得到了整頓、提高、充實,并在與佛教的不斷交涉中,共同發展成為中古時期信仰與思想世界的主流。在這個過程中,儒學雖然仍保持著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但在思想層面上的成績與影響實在是難以與二教相比。不過憑借對現實世界的關懷,以及政治運轉中的需要,無論是兩晉還是五胡十六國,南朝還是北朝,儒學都頑強的存在,并且繼續有所發展。曹魏以來,祭祀先師孔子的釋奠禮越來越受到重視,祭祀后由帝王或皇太子親自講經,到南朝時更是蔚然成風,后來在此基礎之上又受到佛教的影響,乃至最終產生了一種新的經學注釋文體——義疏。而隨著南北的分裂,經學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南學與北學。概括而言,南學較多承襲了玄學影響,重視義理分析;北學則主要堅守漢學傳統,重視章句名物。相較而言,北學更多保留了儒學正統。再加之留居北方的士族,對玄學研究不深,而且因修行方式與南朝不同,對佛理的了解亦不及南朝精深,儒學占據了更重要的地位。與學術相伴的是,當這一時期的孔子后裔在南朝的世系陷入混亂且欲斷欲續之時,在北朝則受到尊崇并一脈相承,成為孔氏的正脈。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隋滅陳。隋的平陳,是中國中古史上的重大事件,自西晉永嘉之亂后,近三百年的戰亂和分裂至此而終歸一統,而繼之而起的李唐盛世,則更被史家視為其文治武功,震爍前古。隨著隋唐時期統一的重新達成,經學也由對峙的南北二學而重新復歸于一統。隋統一后,南學漸盛。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偏重南學,風行一時。至唐太宗,以其經籍文字舛誤甚多,乃于貞觀之初即命顏師古考定五經。而貞觀十二年,又以孔子第三十二代孫孔穎達奉命作《五經正義》為代表,標志著南學取代北學為結果,經學亦重新實現了統一。堅守漢學傳統的北學敗于了受玄學與佛教影響甚深的南學,看似費解,實際上卻是時勢的必然。雖然從短期的政治現實來看,南朝為北朝所滅,原本衰落的皇權在北朝得以重振。然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唐代經濟、政治、軍事以及文化諸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中的最重要部分,則是對東晉南朝的繼承,也就是史學界所說的“南朝化”。經學上的舍北從南既是南北朝以來學術文化傾向的表現之一,更是整個“南朝化”過程中的關鍵一環。在文化和學術上,隨著《五經正義》的頒布,經學復定于一尊,同時更作為統一經學的代表而被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這也就使得其更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漢魏以降,世道喪亂,儒術式微,而相較于南北朝的分裂時期,隋唐大一統帝國的政治需求,則使儒學得到了極大的重視。終有唐一代,官方對于儒學的尊崇、和對于孔子后裔的優禮,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此時的儒學更多的是被當成一種實用的學問而非踐行的信仰,無論是士人還是民眾,在思想與生活中更多的仍是受到佛、道二教的影響,可謂是“儒門淡泊,收拾不住”。而原本維護經學地位的科舉考試,在盛唐以后變為首重以詩賦為主的進士科,士人群趨文辭而舍經書不觀,甚至于一度出現了視明經科為“賤科”的現象。錢穆先生《朱子學提綱》亦云:“故通論有唐一代,儒學最為衰微,不僅不能比兩漢,并亦不能比兩晉南北朝。其開國時代之一番儒業,乃自周隋兩代培植而來。其經學成績,亦是東漢以下迄于隋代諸儒之成績。唐初諸儒只加以一番之結集而已。”正是在這樣的變化和背景之下,舊有的經學研究范式已經難以招架,漢魏諸儒的經注與官方的義疏也難以提供新的思想資源,迫使儒學必須經歷一場內在的重大變革,才能重新煥發出生機與活力,進而奪回社會主流思想的地位。這一場重大的變革倘自唐代啖助、趙匡等人舍棄注疏,自義例入手直探《春秋》經文開始,到宋代朱熹才可以算是全部完成,其時間持續了近四百年。而這其中,在唐代起到承先啟后,轉舊為新的關鍵人物,就是韓愈。后世奉祀韓昌黎于孔庭,并以其嫡裔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之一,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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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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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微信公號:至圣孔子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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