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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全球化時代中國對世界文化和人文思想的貢獻——從新儒學的建構到“一帶一路”愿景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7 次 更新時間:2019-12-14 10:56:41

進入專題: 全球化   世界文化   人文思想  

王寧 (進入專欄)  

   全球化與文化問題,一直是本人在過去二十年里致力探討和研究的課題,并且在這方面已經形成了大量的著述和論文。基于中國的“全球本土化”實踐,從中國的思想文化視角對全球化進行全新的闡釋和建構,是本文的出發點。本文將著重闡述中國將在全球化的時代為世界作出怎樣的貢獻。由于本人主要從事文學和文化方面的研究,或者說得再寬泛一些,主要是人文學術的研究,因此本文的視角和出發點依然是文學和文化以及人文思想。

  

   “全球本土化”語境中的新儒學重建

   正如本人此前所指出的,所謂“單一現代性”只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個神話。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條件和發展模式,因此現代性不可能只有一種模式。那么中國的現代性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呢?它與西方的現代性相比又如何呢?實際上,中國的現代性是一種從西方引進和重新建構出來的形態,打上了不少“全球本土化”或“中國化”的印記,因而是一種“另類的”現代性。即使在中國的大語境下,我們也很容易發現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現代性的不同形態,這一點尤其可見于所謂“上海摩登”式的上海現代性以及上海后現代性,關于這一點在后面還要稍加闡述。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盛大壯觀的場面顯示了這樣一種超民族的精神: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對儒學觀念的大力弘揚;另一方面,所有這些舉措都是通過后現代的聲、光、電技術手段得以實現的。因此無法否認,在全世界弘揚傳統的儒家學說,只有通過后現代的高科技才能成為可能。在這里,儒學與后現代性相遭遇并產生了全球化時代儒學的新變體。按照儒學的觀念,中國人素來以友善好客聞名,他們本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態度,熱情地歡迎遠道而來的友人。這無疑給參會的各國運動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樣,按照“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儒學觀念,我們都生活在一個不同文化傳統共存的和諧世界。從事跨文化的人文學術研究,不能總是恪守陳腐的民族主義信條,因為那樣必然有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國際學術交流。就這一點而言,一種能動的全球性的文化理論不僅能在中心同時也能在邊緣發揮功能和作用。

   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時也給中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的學者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廣自己的文化、重構文化認同及理論批評話語體系等提供了可能。但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什么是典型的中國理論話語?至少有兩者屬于這一范疇:產生自傳統中國文化土壤的儒學,后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得到發展,被一代又一代儒學理論家不斷建構或重構為當代形態——新儒學;以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在中國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被證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新階段。我已經在其他場合討論過全球化時代新儒學建構和重構的可能性,這里,在討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之前,我將進一步闡發這一理論建構和重構的意義。按照毛澤東主席的論斷,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絕不能以教條主義的方式實行,而更應該與中國的具體條件和實踐相結合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因而就這一點而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現了“全球本土化”或“中國化”,最終在中國的語境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在當今中國,儒學十分流行并具有影響力,這不僅體現在中國的許多大學、中學設有儒學課程,更在于其還在不同層次上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一些很有人氣的電視節目由于從當代的視角通俗易懂地解釋儒學的思想而走紅,并且使得傳統儒學為今天的普通大眾所接受。中國政府在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數百個孔子學院,其目的在于大力推廣中國的語言和文化,但是這對在全世界推廣儒學的思想收效甚微。因為“孔子”只是一個象征符號,它被用來指涉中國的語言和傳統文化,因為孔子在非華人那里有著很大的影響。正如我們所了解的,儒學常用來指涉文化和思想,有時甚至指涉一種宗教教義,因為中國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因而儒學有時也成了“儒教”。它在古代十分流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但是卻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嚴厲的批判和鞭笞。在那場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中,胡適、陳獨秀、魯迅、蔡元培、錢玄同和李大釗等重要的思想家和學者,或在西方高校受過教育,或有著深厚的西學造詣,他們率先發起了以反傳統、反儒學和反古代漢語為目的的新文化運動,旨在全方位地加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因而我們可以說,儒學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走過了曲折的道路。

   確實,與道家學說相比,傳統的儒學更為專斷并更具排他性,比較接近現代主義非此即彼式的思維模式。傳統的儒學和后來建構的新儒學都十分積極地參與社會改革,并且干預政治和國家治理。而相比之下,道家學者則以一種與世無爭的態度靜觀社會治亂,他們只關心自己個人的事,無心干預社會改革和國家管理,具有一種自得其樂的逍遙心態。此外,儒學還以其封建意識和男性中心傾向而著稱。這樣一種男性中心意識受到廣大婦女的反對,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男女知識分子的廣泛批判。

   新文化運動始終被視為重要和有價值的運動的一個原因就在于:它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不管是左翼、右翼還是中間分子,都積極地參與其中。儒學被視為反現代性話語、反民主、反動的封建主義思想,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上述這些重要知識分子的批判和聲討。當然,從今天的視角來看,那場運動同時也標志著中國現代性的開啟,實際上也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奠定了基礎。這也許正是我們要在2019年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那場運動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我們都知道,新文化運動始于1915年,它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15—1919),主要以文化和思想為發展方向,其中以《新青年》的創刊為標志;第二階段(1919—1921),這場運動越來越朝著政治方向發展,其巔峰就是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第三階段(1921—1923),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衰落,其領導集團內部分化,最終分道揚鑣。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否認新文化運動所取得的巨大勝利,尤其是在文化和語言領域內所取得的勝利,這自然也預示了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興起的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因此那些年月應該算是中國20世紀歷史上最為開放的一段時期。

   新文化運動后的中國飽受一系列內亂和戰爭的蹂躪,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才站立起來。按照規劃,指導中國人民思想的理論方略是馬克思主義。既然儒學與這一指導原則是對立的,自然受到猛烈的批判并被放逐到邊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留在中國大陸的那些專事儒學研究的學者也受到批判并被邊緣化了。與此同時,儒學卻在海外的華人圈內得到大力弘揚和發展,成為一個日益有影響力的理論話語。在20世紀70年代,儒學更是被當作腐朽的封建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大陸受到猛烈的批判。事實上,儒學在那時幾乎被當作非法的并受到嚴重的曲解和摧殘。盡管儒學在一段時間內受到嚴厲批判,但是當中國迎來改革開放后,儒學迅速地得到復興,并變得愈來愈有影響。確實,經過數百年來的不斷修正、重新闡釋和重新建構,特別是經過牟宗三、馮友蘭、饒宗頤等儒學研究者以及海外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成中英等人的努力,今天儒學領域內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當然,歷史上的這些全球本土化實踐滋生出了不同形式的儒學流派,例如,杜維明的儒學版本就較具人文主義取向,并且表現出對生態環境的關懷,而成中英的儒學版本則更具有后現代特征,并強調與歐陸哲學家進行對話和共存。毫無疑問,在由后現代視角重新建構的新儒學中,封建專制成分被大大地摒棄了,而那些具有對話性的中庸和諧成分則得以保留并得到極大弘揚。同樣,杜維明等新儒學理論家還呼喚現代性進程中的“生態轉向”,這顯然對于當今中國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十分必要。我們從今天對環境生態的重視便可看到杜維明的前瞻性和預見性。由此看來,后現代新儒學已經包容了更多的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道家和其他諸家學派的思想,從而成為以孔子、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思想的象征,并逐步從邊緣向中心進發,在主要的國際性理論話語中發出愈益強勁的聲音。

   從今天的視角來看,重新建構新儒學或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新”新儒學或一種“全球本土化”的后現代儒學,其意義就在于,它將作為一種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強有力的理論話語體系而發揮作用。例如,在全球化的時代建構一種和諧的氛圍以獲得雙贏,因為在這樣一個時代,越來越多的人想生活得舒適和諧,消除那些無端的爭斗和動亂。在過去的數百年里,新儒學歷經滄桑,經歷了全球本土化的變革,已經逐步發展為中華文化和文明的一種強有力并有著重要影響的話語力量,盡管它得到一代又一代的哲學和文化理論家的修正和重新闡釋,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本質的核心思想并沒有被摒棄。雖然它不能取代任何占主導地位的西方理論,但是它至少可以與諸如現代性、后現代性以及全球主義這些帶有西方中心色彩的思想進行平等對話,并且給這些典型的西方話語帶入一些新鮮的中國元素,這就是它在當下的意義所在。

   確實,面對西方全球主義的影響,我們更加認識到儒學復興具有積極意義,因為這一思想至少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產生并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得到發展的。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這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儒學的復興將對我們在全世界范圍內弘揚中國文化和文明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其推至一個不恰當的極端,就有可能激發某種民族主義的情緒并與占主導地位的西方理論話語形成一種新的二元對立。例如,在當下的中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激進的人文知識分子便試圖論證,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終將取代西方的文化和哲學,尤其是在中國的語境中更應如此。顯然,當下中國國內不恰當地表現出的新民族主義情緒已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這也許正是我們在重構全球化時代的新儒學時應該給予重視的現象,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一直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中國更應如此。

   現在來分別闡述新儒學以及全球化時代的“新”新儒學。人們也許會問,當代新儒學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按照新儒學代表人物杜維明的看法,我們應當從儒學中吸取的并不是政治參與精神,而是人文精神,因為當代新儒學所召喚的是“一種更為深沉的人文主義視野,而非像人們所廣泛設想的那樣,僅僅適應于政治上的參與。儒學為其自身的發展和人類社群理想的實現而具有的象征性資源不僅體現于政治上,同時也體現于宗教倫理上。實際上,他們對‘政治’的感覺不僅體現于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來管理世界,而且也在教育和文化意義上改造世界的同時促使其政治領導地位扎根于社會良知中。儒學知識分子也許并不積極地尋求官職來將自己的理想付諸實施,但他們始終通過其詩學的敏感性、社會的責任性、歷史的意識以及形而上的洞見在政治上積極地介入對現實的變革”。非西方人士也許對此感到不解,但在此應當強調的是,當今時代的新儒學早已不再是那種“專制的”和“排他的”唯我獨尊的思想,而是已經放棄了原先所有的封建思想,并且吸納了一些道家的非排他性和面對變革從容應對的理念,這一點頗為接近后現代的多元主義精神。因而杜維明等人在過去幾十年里的努力,也證明了他大力宣傳并有選擇地在全世界弘揚新儒學的目的:大力弘揚其所蘊含的世界性意義。我們可以發現新儒學作為一種不同于具有專制傾向的西方話語的全球性意義:前者更具有對話性,而后者則更具有專斷性和排他性。

另一位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成中英,多年來也致力于重構全球化時代后現代的“新”新儒學,他不僅在一些漢語媒體推廣新儒學,而且還在英語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文章,以便在全球語境中弘揚一種后現代新儒學。在他自己主編的國際性中國哲學刊物《中國哲學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不僅詳細討論了民主與中國哲學之關系,同時也從新儒學的視角提出了他自己的民主范式。在成中英看來,民主的目的是“雙重的”:“它旨在取得社群的持久的秩序和和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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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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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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