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流成河换三张下载手机版|血流成河换三张游戏

楊光:政治過程與歷史書寫——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貶事件發微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9 次 更新時間:2019-12-14 10:43:43

進入專題: 范仲淹   政治史   歷史書寫   朋黨  

楊光 (進入專欄)  

   摘要:現今對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貶事件的認識源自富弼、歐陽修等人的記述,雖然反映了某些層面上的歷史事實,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當時,范仲淹被貶的核心罪名之一是“自結朋黨”,這一罪名體現出宋仁宗貶黜范仲淹的重要原因是,后者在當時的高層中有深厚的人脈,又發表了一系列涉及高層人事安排以至皇位繼承問題的言論,被仁宗認為有著交結要人、希合求進之嫌,引起其警惕與不滿。但景祐事件發生后,余靖、歐陽修等中下層官員支持范仲淹的言論則強調其被貶的另一方面原因,即觸怒了宰相,突出景祐事件中因言罪人的一面,而將“朋黨”視為對范仲淹的栽贓。隨著同情、稱薦范仲淹的言論不斷涌現,仁宗對范仲淹朋黨問題關注的焦點也從其交結要人轉向其他官員對范仲淹的朋附。最終,余靖、歐陽修等人聲援范仲淹的言論與朝廷懲治朋附范仲淹之人的做法,共同塑造了后世對景祐事件的認識,而仁宗當初猜疑范仲淹“朋黨”的原因則長期為人們所忽略。

   關鍵詞:范仲淹 宋代 政治史 歷史書寫 朋黨

   范仲淹是一位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在宋代文學史和政治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仕宦生涯跌宕起伏,早年便曾因進言的緣故,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景祐三年(1036)三次被貶出京。其中,范仲淹景祐三年被貶事件(以下簡稱“景祐事件”)不僅涉及其與呂夷簡的恩怨,更引出余靖、歐陽修、蔡襄等人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而仁宗朝有關朋黨問題的爭論也肇始于此。因此,這一事件不僅是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轉折,也是仁宗時期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更是觀察圍繞范仲淹的歷史書寫與其經歷的實際政治過程之關系的重要結合點。

   不過,學界雖已對范仲淹的政治生涯與其身后的歷史書寫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但對其政治生涯的研究,集中于明道二年諫廢郭后與“慶歷新政”的問題,而圍繞范仲淹的歷史書寫問題進行的研究則主要針對“范呂解仇”公案[1]。可見,學界對景祐事件的關注度明顯較低,以至尚未有專門探討這一事件來龍去脈的論著。學者較多探討的是景祐事件對此后范呂恩怨、慶歷政局以及范仲淹等人“朋黨”問題的影響,但對景祐事件發生原因的認識,無論是將之歸結為范仲淹與呂夷簡的個人恩怨,還是將之視為兩個對立的政治集團,實質上都是沿襲了富弼、歐陽修、田況等人在仁宗后期的記述,僅將之視為范呂矛盾的結果。這種觀點主要體現了親近范仲淹的一批士大夫對這一事件的觀察與理解,鑒于這些記述者的地位與情感傾向,他們的書寫固然能夠反映一部分歷史事實,但也難免存在諸多問題,難以完整反映這一事件的全貌。

   最顯著的問題就是,這種通行敘事中幾乎沒有涉及到呂夷簡之外的高層人物,特別是宋仁宗的動向。貶謫范仲淹不僅體現了呂夷簡的意志,也是仁宗皇帝的決定;除去范呂矛盾之外,還有哪些因素影響著他的這一決定?為何仁宗的這些考慮沒有進入此后對這一事件的通行敘事之中?前人的研究將這些問題付之闕如,然而它們卻關系到對景祐事件甚至范呂矛盾之性質的認識,需要認真考察。本文即擬利用現有史料來對景祐三年前后宋廷高層的動向加以考察,以此對景祐事件中宋仁宗的態度、范仲淹被貶的原因、事態的發展走向以及通行觀點如何形成等問題作以考察,以期補足目前對這一事件的認識缺環,并借此反觀景祐事件通行敘事的形成原因。

  

   一、關于景祐事件的通行敘事

   目前對景祐事件的認識主要來自富弼、歐陽修等人的記載,這些記載自仁宗后期開始便構成了關于景祐事件的通行敘事框架。因此,要突破對景祐事件的既有認識,我們首先需要考察這種敘事是如何描述景祐事件的,其問題何在。

   自仁宗后期以來對景祐事件的通行敘事,大體是說范仲淹自景祐二年回朝之后向仁宗進言頗多,引起當時權勢正盛的首相呂夷簡不滿。后者試圖讓他少說話,又安排他去知開封府,希望用繁重的事務使他抽不開身,也暗中指望他在任上出一些差錯,就可以借機將之貶謫。然而范仲淹卻將開封府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且在知府任上仍然頻繁進言,又進百官圖、《帝王好尚論》等四論批評呂夷簡。夷簡大怒,向仁宗訴范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薦引朋黨。之后范、呂互有辯駁,最終仁宗站在了呂夷簡一邊,將范仲淹貶知饒州,并在侍御史韓瀆的建議下,敕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此事一出,臺諫官皆不敢進言勸諫,唯有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疏論救范仲淹,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自劾為仲淹朋黨,均遭貶斥。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移書諫官高若訥,責其不言卻反詆仲淹,高若訥怒而繳進其書,導致歐陽被貶。

   以上敘事源自富弼為范仲淹所作的墓志銘、歐陽修所作神道碑、以及田況的《儒林公議》等記載[2],其中對景祐事件的性質、發生原因以及各方人物的認識,則更可以追溯到事件期間余靖、尹洙等人所上章疏,歐陽修責高若訥書,以及蔡襄的《四賢一不肖詩》[3]。后來這套敘事被《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宋史》等史著所采用[4],最終成為了現在我們理解景祐事件的基本框架。但這套敘事背后,其實存在一些值得推敲的問題。

   可以看到,這一敘事最初的記述者均是與范仲淹志同道合、關系密切的士大夫,且多是出于頌揚仲淹之目的而寫作,這種情感傾向難免會影響到他們的敘事。如富弼墓志褒貶強烈,一面熱情歌頌范仲淹以及論救仲淹的“當世英豪”,一面激烈抨擊時相與其“黨羽”[5]。至于一些看上去與范呂矛盾這一主線不甚相關的人物,如仁宗和其他宰執,基本沒有在這段故事中出場。歐陽修曾評價“富公墓刻直筆不隱”[6],并不是說他的記述詳實可信,而是他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嫉惡之心勝”[7]。但歐陽修雖然聲稱自己所作神道碑“無情之語平”,可他之所以于“呂公事各紀實”,是為了自身的敘事能夠令“萬世取信”,不至于使后人視之為“兩仇相訟”的“偏辭”而不采信,他的寫作目的仍然是彰顯范仲淹“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的高尚情操[8]。記述者這些強烈的主觀意愿,難免帶來敘事中一些回護范仲淹的做法。

   除去情感傾向,另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在于,景祐事件的記述者在事發當時均是中低級官員。積極參與營救范仲淹的尹洙、余靖、歐陽修等人,景祐事件發生時均是館閣中的低級官員,蔡襄、富弼、田況等人當時也都任通判、州府推判官等地方官[9]。在景祐事件發生時,他們對朝廷高層內部的情況并不一定完全清楚,更多地只能根據公開信息與一些人際傳聞來了解事件內情。蔡襄在稱頌范仲淹詩里就說他“日朝黃幄邇天問,帝前大畫當今宜;文陳疏舉時密啟,此語多秘世莫知。”[10]既然如此,蔡襄一類人對景祐事件的認識,更多地是出于自己對有限信息的理解。這些身在下位卻有著遠大政治抱負的士人,更關心的是他們心中的賢者范仲淹之去留,以及朝廷對言者的態度,對景祐事件的關注點很可能與高層人物迥然不同。因此,限于地位因素,他們的記載也很可能只反映出他們自身所了解的情況、所關注的問題,只是這一事件的一個側面,而無法反映其全貌。

   綜上所述,現今有關景祐事件的通行敘事,的確還原了部分歷史真實,但其敘事邏輯更多地體現了范仲淹一派士人對此事的認識和理解,由于記述者寫作時的情感傾向與事發時的身份地位等等局限性,我們也必須謹慎對待這些記載。如果我們跳出既有敘事框架,轉而從高層政治的視角來考慮這一事件,就會發現許多關鍵性問題都還有深入探討的余地:在景祐事件中,宋仁宗對范仲淹的態度如何?除去呂夷簡的排擠之外,范仲淹被貶還有哪些深層原因?那些沒有出現在通行敘事中的高層人物,果真和這一事件毫無關系嗎?下面就通過對史料的考索,來對這些問題做出分析與回答。

  

   二、范仲淹被貶原因再探——以宋仁宗的態度為核心的考察

   景祐事件的核心人物是范仲淹與呂夷簡,但呂夷簡雖然權勢頗盛,要處理范仲淹也無法繞過仁宗這一關。因此要深入理解這一事件,我們更需要關注宋仁宗的動向。歐陽修曾形容范仲淹被貶是“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11],但歐、富的碑銘僅記述宋仁宗因為呂夷簡與范仲淹相互攻擊,最終選擇了支持呂夷簡,而略過了仁宗的心態問題。范仲淹是如何“忤”了仁宗之“意”的呢?、通行的解釋將仁宗的這一決定解釋為對呂夷簡的寵信,也有學者將之歸結為仁宗保守因循的政風[12],田況則稱這是因為呂夷簡及其黨羽的詆毀導致仁宗懷疑范仲淹“離間大臣,僥幸進取”[13],總之都是采納了通行的邏輯,僅將宋仁宗的決定視為對范呂之爭的回應。

   考諸史料就會發現,大概田況所言更貼近仁宗當時的心境,但仁宗并不單是從范呂二人之爭的角度來認識這一事件的。那么,在范呂之爭的內容以外,宋仁宗又是如何看待范仲淹與景祐事件的呢?他最終選擇貶黜范仲淹,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后者針對高層人事安排以至于皇位繼承問題發表的言論,在他眼中有著希合求進之嫌,引起了其猜疑與不滿。本節就將從對范仲淹被貶罪名的考訂與分析入手,結合范仲淹的舉動與當時的高層政治形勢,來探討宋仁宗貶黜范仲淹的內情。

   這里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范仲淹被貶的罪名是什么?《長編》在記述此事時稱呂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14],范仲淹由是被貶,似乎“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即是他的罪名。很多當代研究未曾對此表述作以認真考察,便沿用了李燾的說法,將此作為范仲淹的罪名[15]。但是,《宋會要輯稿》則稱范仲淹被貶是“坐言事惑眾,離間君臣,自結朋黨,妄有薦引,知府區斷任情故也”[16],其語與《長編》類似,但表達的意思又有明顯的差異。會要本屬官方資料匯編,其記載當更加原始可信。事發后一些人的記載也可以印證,《宋會要輯稿》中所記載的范仲淹的罪名,更接近景祐三年朝廷貶謫范仲淹的敕令原文。

   《儒林公議》記載了高若訥繳進歐陽修書的章疏,其開頭便稱:

   伏睹敕榜節文范仲淹言事惑眾,離間君臣,自結朋黨,妄自薦引,及知開封府以來區斷任情,免勘,落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及諭中外臣僚等事。[17]

   田況為范仲淹、高若訥同時代人,其所載高若訥章疏,主體內容與《長編》所載一致,僅在個別細節上互有詳略不同,當可采信[18]。前引文字不見于《長編》,可能是李燾以其為奏疏開篇套語而將之略去。其中所謂“敕榜”,指的應當是五月丁亥(十日)所出敕榜。范仲淹于五月丙戌(九日)被貶,次日朝廷即出敕榜戒諭百官。不過,高若訥所引“敕榜節文”中“諭中外臣僚等事”應即現存的戒越職言事詔書內容[19],“知饒州”之前的部分則不見于此詔。應該是當時榜示的除了這一詔書之外,還包括朝廷為貶謫范仲淹事所下敕文[20]。同一時期,尹洙自劾為范仲淹朋黨請求降黜的章疏也稱

   臣伏覩朝堂牓示范仲淹落天章閣待制知饒州敕辭,內有“自結朋黨,妄有薦引”之言。[21]

   明確提及,“自結朋黨”等語出自貶范敕辭。高若訥與尹洙當時均在朝為官,應該都曾親見這一敕榜,其所言也能相互印證,并與《宋會要輯稿》記載契合。因此,可以認定,《輯稿》中所載的“言事惑眾,離間君臣,自結朋黨,妄有薦引,知府區斷任情”即是景祐三年朝廷貶謫范仲淹的敕文中給他所定罪名。

   通過這一罪名,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仁宗的態度。通行敘事通過對范呂矛盾的描述,一向強調“離間君臣”,即對呂夷簡專權營私的攻擊,是范仲淹被貶的主要原因。但事實是否完全如此,需要我們對其他罪名一一加以分析。

相比《長編》,《輯稿》中的罪名多了一條“知府區斷任情”。史料中也提到,范仲淹知開封府期間與負責糾察在京刑獄的胥偃之間發生過矛盾,后者曾“數糾仲淹立異不循法”[22]。可見所謂“區斷任情”,應該是指范仲淹在審判刑獄的過程中依據自己的判斷而非循守常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 楊光 的專欄     進入專題: 范仲淹   政治史   歷史書寫   朋黨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sdahf.tw),欄目:天益學術 > 歷史學 > 中國古代史
本文鏈接:http://www.sdahf.tw/data/119444.html
文章來源: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0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易康網
血流成河换三张下载手机版 广西快三在线计划 海南飞鱼 黑白小姐 pk10七码滚雪球技巧 虎扑篮彩神棍区 辉煌棋牌官方正版 吉林快3免费预测号码 棋牌游戏合集 幸运农场 极速快乐十分计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