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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明:關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構與轉向的歷史思考——兼論“新革命史”問題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46 次 更新時間:2019-12-14 10:36:54

進入專題: 近代中國   革命史   社會史   新革命史  

王先明  

   內容提要:從歷史長程中梳理近代以來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構,有助于深化對當代史學變動取向的學理認知。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興起與發展自成體系,開辟了一個完全不同于既往的歷史學學統。中國革命史的興起和發展,有著自身獨特的歷史邏輯,除對中國革命運動的記述和研究之外,還有一個以革命史視角重構中國歷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層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構過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歷史轉向,只有在對整個“中國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礎上推陳出新,一個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時代才會出現。

   關鍵詞:近代中國;革命史;社會史;新革命史

   “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復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戊戌庚子之間,中國社會歷史正進入一個轉折點。在新世紀的第一年(1901年),《國民報》第1期發表的《二十世紀之中國》就揭橥了“革命”言說,號召“種吾民革命之種子,養吾民獨立之精神”,預言20世紀乃革命之世紀。“革命”是中國百余年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革命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專有名詞,其時代特征昭彰特出。”近代革命話語的生成和演進過程,實質上也是現代中國歷史不斷展開的進程,同時也是革命史不斷建構的過程。“革命史寫作便成了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戰場。”

   革命史與社會史、文化史或經濟史之類型顯然不同,后者是蘊含在人類歷史之內、為著史學研究需求而劃分的研究領域(或學科),而革命史本身即為歷史,是一個特定歷史時代本身,“二十世紀之世界,一革命活動之世界也”。作為時代主體內容的革命運動進程,奠造了革命史興起的根基。因此就中國的歷史時代而言,20世紀就是一個革命的世紀;與中國古代史完全不同,恰恰是革命史構成了近代史之所以成為近代史的決定性要素。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史或者說20世紀中國史與革命史天然地一致。房德鄰就評述過:“通行的中國近代史其實是專門的革命史。”

   那么,面對當代史學變動的情勢及其趨向,尤其面對“新革命史”的取向時,從歷史長程中梳理近代以來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構,并就其縱向展開和橫向拓延的學術進路進行分析,或許可以獲得更為深遠和透徹的學理認知。

  

   一

   就史學研究的主體內容而言,近代之前無所謂革命史,誠如梁啟超之評斷,傳統史學不過是帝王家譜錄或“錄鬼簿”而已,因之他才發起“新史學”革命。基于歷史語義考釋,梁啟超于1902年作《釋革》一文,對于“革命”話語作過相當系統的闡釋:一是革命之名詞始見于中國者,其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并以此與西文之Reform和Revolution作比較性辨別。二是革命有三個特征,即頓(突)變(非漸變)、整體變革(非部分變革)、激進性(非累積性)。三是革命不限于政治領域,而存在于社會、文化、經濟諸多領域,“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因此,“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然而,梁啟超對革命語義的歷史性解釋盡管浸染了歷史學的色彩,但與革命史本身還是相去甚遠,雖然作為新時代史學熱潮的革命史總體上也可歸納于他所發起的新史學的趨向之中。

   中國革命史的興起或形成,不是“新史學”時代訴求的直接產物,而是新時代革命運動主體歷史的產物。“武漢倡義,天下景從;泉達火燃,莫之能御……溯自起事,以至成功,僅百二十六日耳,事機之速,求之革命史中,亦所僅見。”因此,幾乎是踏著辛亥革命本身前行的腳步,辛亥年11月間《中國革命記》即已出版。隨后,1912年5月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問世,它所記述的內容凡三編:第一編為中國革命緣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編為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編為民清議和及共和立國。

   最早所見《中國革命史》為1923年1月孫中山自撰,其后即有貝華撰寫的《中國革命史》出版,明確提出革命史的記述當“自孫中山先生創導革命起,至民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止,按中山先生一生事業編列,凡四十年。”貝華所著《中國革命史》分為:第一編革命運動時代;第二編革命之成功時代;第三編二次革命,第四編云南起義,第五編護法之役至孫中山逝世”。顯然,近代“中國革命史”的內容即指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的歷史進程,并以孫中山的活動為中心線索。“蓋中國革命,自播種,而萌芽而抽條,而發芽,均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本書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業編列。”值得關注的是,署名張兆禎的《中國革命史》中有如下記述:“余自乙酉中法戰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舉事于廣州,辛(亥)而民國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猶未竣也。余之從事革命,蓋已三十有七年于茲。賅括本末,臚列事實,自有待于革命史。今絜綱要,述之如左。”就其內容而言,實為孫中山遺著《中國之革命》的編排重印本。

   應該說,這一立場奠定了最初的中國革命史的范圍,即自1894年興中會成立至1925年孫中山逝世。1929年出版的張韶舞、印維廉和文圣舉的三部同名《中國革命史》,論述的則是1851年太平天國革命至1926年北伐間的革命運動。此后繼出的陳功甫《中國革命史》雖言“中國革命,肇源甚早”,認為明末清初反清會黨即為其初萌,至太平天國“措置乖方,事終無濟”,“而反清復漢之觀念,已漸滋于一般社會間”,但仍認為革命之主體內容實始自甲午之后,“種族革命團體,遂應運興焉”;它所論及的中國革命史內容,即從孫中山倡導革命始,經辛亥革命至國民革命北伐成功而止。《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也特別指明:“中國之革命,發軔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顛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發生也”,其導因為半殖民地之地位,封建專制之統治。

   無疑,最初的中國革命史的撰述只是“私修歷史”,并非革命成功后或國民黨主政后推出的官修史書行為。“民國革命,已十有六年。在此期間,政局、外交、社會、經濟等等表現之變態,如風蕩春云,幻狀乃無窮極。而細按其實,則每一變故,皆有線索之可尋。”文公直的《中華民國革命史》稱:“著者久擬為之統計,以供革命同志及關心社會、經濟、政治、歷史者之需。”他在“序文”中說明此乃“私人修史之作”,并無官家背景;強調“惟以民眾的地位,記其事實之起迄,初無所臧否。其主旨惟求供獻一民國革命事實大綱之記錄,于今之人士及后之來者”。文公直對朋友沈其權剖白心跡說:“我心里愛說的真話、要說的秘密都能說,任誰也不怕。精神上得著安慰,比甚么都痛快!”實在“不能出版就送給朋友看”。

   顯然,中國革命史的興起,首先是以辛亥革命的歷史事件的研究(或記述)為主體的歷史書寫,其時限范圍始于甲午之后而止于共和成立,或下延至國民革命(北伐成功)。其次,革命史敘事主體以孫中山事跡為主線(或中心),以此勾連相關的人與事,形成基本的“中國革命史”構架。基于這一立場或視角的中國革命史敘事模式一直在延續,至少有以下幾種著述可互為印證。

   其一,張昭麟編《中國革命史教程》,其內容結構為:第一章革命之運動時代,第二章辛亥之役,第三章討袁之役,第四章護法之役,第五章本黨改組以后之奮斗,第六章北伐之經過。

   其二,1929年出版的《中國國民革命史問答一百條》,它也明確指陳:“中國近代國民革命分為五個時期:革命醞釀時期(民國紀元前二七年至十八年),革命萌芽時期(民國紀元前十七年至八年),革命進行時期(民國紀元前七年至民國三年),革命頓挫時期(民國四年至十三年),革命激進時期(民國十四年)”。

   其三,1932年出版的《近世革命史》,它也以興中會成立為中國革命之發端。此著認為“中日戰爭失敗后,高麗被割,國勢陵替,江河日下,一般有志的人,目睹實情,都以為非有重大的革命,不足以挽狂瀾于既倒。”“那時革命運動,分作兩派,一為康有為、梁啟超派,一為孫中山先生派……康、梁終歸于失敗”,“惟有孫先生所領導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卒底于成”。因此,它將中國革命史劃分為興中會時代、同盟會時代、國民黨時代、中華革命黨時代、中國國民黨時代。

   “歷史學是研究人類生活及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自然與我們人生有密切的關系;而在革命潮流澎湃洶涌的時期,是歷史的這一頁,受了重大的變動……更是值得我們抖擻精神,研究向前開辟的去向。”這就規定了“革命史這個東西,是記述革命的變遷和沿革”。

  

   二

   中國革命史的興起,不僅提出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史學研究領域(或學科),也提出并奠定了這一史學研究學理發展的基石和方向;甚至,它引導并開啟了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的新趨向。

   首先,關于中國革命史的基本內容與分類問題。“吾國尚無古代革命史之著作”,“中國過去數千年的歷史,不過是一部浩繁的帝王家譜而已,除了歌頌帝王的功德,贊揚個人的英雄,別的關于國家、社會、民族、人群的生活敘述一點也翻不到。但是歷史學是社會的產生物,正因為社會的進化,革命運動的激蕩,到近代也改變了她的內容了。”那么,何謂革命,何者為革命史?張韶舞編《中國革命史》在第一篇緒論中,通過羅列和比較中國古史之革命語義和西方話語中各類革命之釋義(如巴枯寧、羅素、馬克思等觀點)后,提出三要素之革命定義:“就是依據適合環境的主義,打破舊環境,創造新組織,而促進現社會的進化以增高人民的利益。”另一種觀點認為,“革命,即推翻舊的制度,而創造一種新的制度,那末就有革命發生”。如此,“中國現代的革命運動實發軔于鴉片戰爭之后”,既然“我們的中國革命運動史”是從鴉片戰爭時代開始,中國近代史的主體內容就是中國革命史。“漢人外受列強壓迫之侮辱,內遭民族歧視之刺痛;于是一般有志之士,知非顛覆滿清,無由改造中國,振興華胄”;洪氏敗后,“而有識之士,益覺中國有種族革命之必要,孫中山即其著者”;“如謂中國之種族革命,洪楊革命種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實為至當”。而且,在英人著述中,也將太平天國視為近代革命。

   時代的內容決定了歷史書寫的內容,正是革命運動史實的本體內容,構成了革命史形成的客觀前提。中國革命的內容,由歷史時代的特質所規定,“是要包括民族、民權、民生,換句話說就是民族、政治、經濟三個革命巨流的匯合”。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革命的發生“完全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滿洲政府的宰割之自然的結果,而其勃興,又是以對內的種族革命為起點的。由對內的民族意識之覺醒,始進而為對外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因之,中國革命運動之最初的形成,是極狹義的排滿的種族革命”。中國革命的內容雖然豐富,其大要可分為三類,即“政治革命——包括君主立憲運動,民主共和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包括反帝運動、民族平等運動;社會革命——包括經濟革命(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男女平等運動、教育平等運動”等。但三類革命之首要為民族主義革命,“蓋三民主義以民族主義居首,實與昔之驅除匡復,主旨略同”。這一內容構成中國革命的起點,“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最初的表現,是在興中會的宣言中,當時宣言最重要的話,就是‘堂堂華國,不齒于列強,濟濟衣冠,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這一處于胚胎中的民族主義,“到同盟會成立時,民族主義革命宗旨已經昭然明示”。

   其次,關于中國革命史的分期問題。“革命史之意義與旨趣”是中國革命史書寫所面對的首要問題,“歷史何物也?人皆知是人類已經歷過之經驗,是一切事物進化之過程……歷史所記載,關于政體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沿革,與夫歷朝政治教化之進程,社會上一切活動演化之跡象也”。因此,歷史分期問題,實質上蘊含著對革命史內涵和分類的認識。基于不同的側重點和視角,即以民族革命史、國民革命史或階級革命史之別,大致有如下歷史分期類型:

一是以民族革命(或種族革命)為主線的分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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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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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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