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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征宇:近代歐洲陸海復合型強國的歷史命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0 次 更新時間:2019-12-14 10:33:17

進入專題: 歐洲   陸海復合型強國  

吳征宇  

   摘要:因為保持大陸強國間的均勢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及其繼承者,都有著強烈的動機,去阻止任何單一強國取得歐洲大陸的霸權。歷史上邊緣地帶強國爭奪歐陸霸權之所以屢次失敗的關鍵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主導性海洋強國對歐陸局勢的不斷干預。

   (此文為中國人民大學吳征宇教授《陸海復合型國家的戰略地位》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共三篇,每周五推送。發表時有刪改。)

   自二戰結束以來,與麥金德理論相比,斯皮克曼理論的重要性,長期以來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二戰后海洋國家(美國)與心臟地帶強國(蘇聯)相對于邊緣地帶的優勢,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邊緣地帶的真正重要性,而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人們普遍以麥金德的視角來看待斯皮克曼的理論,而這點很大程度上抹殺了邊緣地帶在現代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事實上,自16世紀初期現代國際體系誕生以來,邊緣地帶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這里不僅僅是曾經開啟了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航海大發現的起源地,而且現代歷史上兩個最重要的挑戰者,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法國,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國,都是位于邊緣地帶的陸海復合型強國,而有關這兩個國家之歷史命運的考察,無疑也將有助于我們對陸海復合型強國戰略地位的認識。

   從嚴格意義上說,有關歷史上位于歐洲大西洋沿岸陸海復合型強國的戰略地位及歷史命運的探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現代地理政治學的核心關注點之一,這種核心關注,同時也深刻地體現在路德維希·德約有關現代國際體系運行模式的宏觀歷史考察中。[1]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邊緣地帶強國中不乏世界頂級強國的有力競爭者,而近代歐洲陸海復合型強國(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法國,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國)的爭霸努力,之所以屢遭失敗,根本上是歸因于貫穿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國際關系的大均勢機理。

   這種機理得以保存且持續運作的關鍵,是每當一個潛在強國有可能以武力統一歐洲時,歐洲大陸的東西兩翼,必然會出現制衡它的力量,這些力量通過將歐洲以外的資源引入到爭奪歐洲霸權斗爭的方式,阻止了霸權覬覦國的勝利,從而使歐洲均勢不斷地得到恢復。

   一般來講,在現代世界歷史上,由于體系中絕大多數主要行為者都是歐洲國家,且同時歐洲區域體系主導了世界其它地區,因此大多數現代理論家,往往將那種在歐洲國家體系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均勢邏輯,看作是一種普遍適用的真理。

   但事實上,現代歷史上的歐洲均勢體系,是特定的地理政治環境的產物,這種環境的最首要特征是,位于歐洲大陸東西兩翼的強國,首先是西方海洋強國,其次是東方大陸強國,不斷以歐洲以外的資源來干預歐陸局勢,從而阻止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歐洲統一傾向。[2]

   很顯然,任何為反對共同的霸權威脅而形成的制衡同盟,確有其內在的邏輯,但現代歷史上,反復遭到毀壞但卻又反復得到修復的歐洲均勢,并不歸功于這種邏輯,而是歸功于位于歐洲西翼的主導性海洋強國(主要是英國),和位于歐洲東翼的那個在人力和資源上都占有絕對優勢的大陸強國(最早是土耳其和奧地利,但主要還是俄國)。

   從表面上看,作為以貿易和金融為主業的國家,主導性海洋強國,歷來關注歐洲以外地區的商業與市場的擴張,而現代歷史上出現的挑戰者國家,則歷來關注在歐洲大陸上的領土爭奪,由于是活動在不同的戰略區域內,這兩類國家間似乎不大可能因為利益沖突而產生碰撞。

   實際上,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與歐陸霸權覬覦國的碰撞,不僅帶有明顯規律性,而且主導性海洋強國在反抗歷史上歐陸霸權覬覦國的過程中,總是扮演了關鍵角色。導致這種情況的根源,主要就在于,一旦某個大陸強國取得了歐陸霸權,必然將威脅到主導性海洋國家的根本利益。因為歐陸霸權將會使一個大陸強國獲得足夠的資源,從而有能力動搖主導性海洋國家在經濟和海軍上的領先優勢。[3]

   首先,一旦某個大陸強國取得了歐洲大陸的霸權,在洲際遠程貿易領域(尤其是海洋能力上),它同時也將處于一種取得霸權的絕佳位置上。因為追求歐洲大陸霸權,必然使霸權覬覦國尋求對那些相鄰的經濟繁榮源泉的控制,而這點在現代歷史上,通常就意味著尋求對意大利北部或低地國家的控制,這種控制,不僅能夠帶來霸權覬覦國相對財富的快速增長,而且有望使霸權覬覦國在海洋能力上獲得急劇提高。[4]

   其次,一旦某個大陸強國取得了歐洲大陸的霸權,它也將會有能力使歐洲大陸的市場,對主導性海洋強國完全封閉。歷史上霸權覬覦國(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法國,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國)追求歐洲區域霸權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建立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大陸經濟區,而它們在不同時期對抗主導性海洋強國的重要手段,則是不同形式的大陸封鎖體系。[5]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主導性海洋強國的優勢,歷來都是有兩個支柱,即大陸強國間的均勢及經濟與海軍上的領先優勢,這兩者是密切聯系的,因為任何維持大陸均勢的實踐,都將有利于保持主導性海洋強國在經濟和海軍上的相對安全。

   正因為保持大陸強國間的均勢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及其繼承者,都有著強烈的動機,去阻止任何單一強國取得歐洲大陸的霸權,而造成歷史上邊緣地帶強國(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法國,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國)爭奪歐陸霸權之所以屢次失敗的關鍵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主導性海洋強國對歐陸局勢的不斷干預。[6]

   由于主導性海洋強國的核心利益,并不是大陸上的領土擴張,而是要保持大陸強國間均勢,以防止大陸核心區域為任何單一強國獨占,因此,歷史上主導性海洋強國與歐洲大陸強國(尤其是那些與霸權覬覦國相鄰的國家),在維護歐洲大陸現狀問題上,存在著平行利益,而這點,也使得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總能夠形成一個針對霸權覬覦國的強大同盟。[7]

   由于歷史上的歐洲大陸國家對歐洲區域均勢的敏感度,遠高于它們對全球均勢的敏感度,因此現代歷史上的歐洲陸海復合型強國的稱霸努力,總是會遭到某個歷史時期的主導性海洋強國,與其它大陸強國的雙重夾擊,而造成這種局面的關鍵就在于,歐陸霸權覬覦國的爭霸努力,其成功的前提,首先是摧毀歐洲區域均勢體系。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除主導性海洋強國的積極干預外,近代歐洲陸海復合型強國的爭霸努力,所以屢次遭受失敗的關鍵,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功于歐洲東翼的大陸強國。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由于體制和能力上的原因,一般都無法單獨戰勝歐洲大陸的霸權覬覦國,而做到這點,很大程度上也是仰仗位于歐洲霸權覬覦國東翼的大陸強國。

   自1494到1945年(即現代國際體系的歐洲主導時期),位于歐洲大陸霸權覬覦國東翼的大陸強國的角色,先后由不同的國家來擔當,首先是奧斯曼土耳其(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的稱霸),接著是奧地利帝國(即反抗路易十四主導的法國稱霸),最后是俄羅斯帝國(反抗拿破侖的法國及威廉二世與希特勒的德國稱霸)。

   自18世紀初“北方大戰”(1700至1721年)結束以后,俄國正式成為歐洲國家體系的一個主要成員,此后位于歐洲霸權覬覦國東翼的大陸強國的角色,主要是由俄國來擔當,這也是為什么歷史上的俄國,往往同英國一樣,會成為歐洲國家體系的主要守護者之一,而這點,也正是斯皮克曼對麥金德的理論作出的最重要修正之一。[8]

   作為現代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主導性海洋強國,英國由于對維持歐洲國家體系的持續運行作出的突出貢獻,受到后世的持續關注,這種關注在現代歷史上的集中體現,則是阿爾弗雷德·馬漢享譽世界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系列著作。

   馬漢有關海權對歷史進程之重大影響的一系列核心命題,都是從他對特定歷史環境考察中得出的結論,這一結論的經驗基礎,是英國領導的歷次重大反霸斗爭的勝利,但即使是基于馬漢考察的特定歷史環境,馬漢的“海權至上論”仍然有失偏頗。

   歷史上英國主導的“大洋機理”,所以能夠遏制并擊敗旨在取得歐洲霸權的“大陸機理”,其關鍵是,由于英國對大陸的干預,不僅激發了其它國家的反抗,而且導致了霸權覬覦國同位于歐洲東翼的大陸強國(俄國)的沖突。

   而造成這種沖突的核心機理在于,由于無法在海上沖突中取勝,追求歐洲霸權的國家,接下來總是以相反方向的進攻作為補償,而俄國不可能會容忍任何歐洲國家取得區域霸權,這種霸權將危及俄國在東歐的利益及自身的安全,歷史上歷次重大反霸斗爭的勝利,都是歸因于海權和陸權為此進行的共同努力。

   參考資料:

   [1]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乃是在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的基礎上得以形成的,這兩種理論很大程度上也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斯皮克曼對“邊緣地帶理論”的集中闡述,是他1944年出版的《和平的地理學》一書,而他在此前出版的《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略》一書則主要闡述“邊緣地帶”與美國安全的關系,參見:Nicholas J.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4); Nicholas J.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2). 有關對近代歐洲陸海復合型強國(法國和德國)歷史命運的詳細考察,最好的著作是路德維希·德約的《脆弱的平衡:四個世紀以來的歐洲權勢競爭》一書,參見: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62).

   [2]參見:Jack S.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ed., Balance of Power: The ory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51; Jack S.Levy,“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2003), pp.128–153.

[3]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Practice (London:Routledge, 1996), p.127.對歷史上的這兩類強國間產生碰撞之規律性的最好闡述,參見: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House/Vintage, 1962). 此外還可以參考喬治·莫德爾斯基創立的世界歷史“長周期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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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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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一枚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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