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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飛 陳戀:美國《無辜者保護法》十五年:回顧與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9 次 更新時間:2019-12-13 20:04:30

進入專題: 無辜者保護法   DNA   錯案糾正   辯訴交易  

高一飛 (進入專欄)   陳戀  

  

   【摘  要】美國通過DNA檢測技術釋放了無辜的人,致使司法界十分重視DNA技術在糾正冤假錯案中的作用。美國于2004年出臺了《無辜者保護法》,旨在為定罪后的罪犯提供DNA檢測機會,以證明其是否清白。《無辜者保護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明確了定罪后的DNA檢測機制,二是注重提高控辯雙方業務水平以提高司法質量,三是增加了對錯誤監禁罪犯的賠償金額。但是美國有強大的辯訴交易傳統,最高法院認可在辯訴交易中被告人放棄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權利,定罪后的DNA檢測權也不例外,這一做法實際上違背了《無辜者保護法》的立法原意。各州則有三種不同的立場。從1992年起至2018年11月28日,美國聯邦及各州已有363人通過定罪后DNA檢測被證明無罪。在定罪后DNA檢測權的性質問題上,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判例否決了獲得定罪后DNA檢測權是一項憲法權利,認可了各州有權決定是否給予申請者定罪后DNA檢測權。各州認識到定罪后DNA檢測的重要性,截至2015年,50個州都通過了定罪后救濟法令,提供了定罪后DNA檢測的機會。盡管今天仍然有很多陳腐的條條框框束縛著定罪后DNA檢測作用的發揮,但那些阻礙司法錯誤的糾正、不符合司法規律的限制性條款,在今后的司法運動中將被逐漸改進。為了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公檢法司四機關出臺了一系列法律,但我國還沒有建立完備的定罪后DNA檢測機制。將來,我國應當吸取美國無辜者保護機制改革的經驗,即確立定罪后的DNA檢測機制、完善申訴法律援助機制和申訴律師權利。同時,也要吸取美國冤獄賠償不合理的教訓,完善錯案賠償機制。

   【關鍵字】無辜者保護法;DNA;錯案糾正;辯訴交易

  

引言

  

   在一個理想的刑事司法體系下,只有有罪的人才受到懲罰,無辜的人應當享受自由,而不應當被冤枉。然而,自1992年起,至2004年8月《無辜者保護法》出臺之前,DNA技術檢測已經推翻146例定罪。[1]這引起了美國社會的警覺:美國的刑事司法體系遠非想象中的完美。縱觀世界各國,沒有一個國家的司法制度能夠保證完全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因此,冤假錯案的發現機制對于一個追求公平正義的司法體制而言尤為重要。美國借助先進的科學技術,將DNA檢測應用于糾正冤假錯案,并于2004年出臺了《無辜者保護法》,將DNA檢測技術與錯案發現機制相結合,推動了美國刑事司法的完善。

   美國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經認識到DNA檢測在刑事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從聯邦到各州都出臺了一系列采集DNA樣本的法律。美國聯邦政府和超過一半的州都有在定罪前收集DNA的法律授權。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DNA鑒定法案》,美國聯邦調查局據此法案于1997年建立了國家DNA索引系統,旨在收集違法者的DNA樣本,是利用DNA鑒別技術協助破案的重要數據庫。該系統將罪犯的DNA檔案與犯罪現場證據生成的法醫檔案進行比對。這種做法可以幫助執法部門在未偵破的案件中確定新的嫌疑人,從而更快地解決案件。但當時對于采集樣本的范圍沒有具體規定,此后,美國國會通過陸續出臺法令擴大并明確了DNA采樣的范圍。2000年國會通過的《DNA分析積壓消除法案》授權美國聯邦調查局將DNA采樣范圍擴大至已經判刑的罪犯。2001年國會通過的《美國愛國者法案》將授權范圍擴展至恐怖分子或聯邦罪行列表中的暴力性罪犯。2004年的《司法公平法案》將采樣范圍擴展至被起訴人員,并將已判刑罪犯擴展至所有重罪罪犯。2005年的《DNA指紋法案》將采樣范圍擴大到所有已判刑罪犯和美國政府拘留的非美國公民。該數據庫到2012年4月已囊括超過10718700個違法者的DNA樣本與427500個供檢驗的DNA樣本。[2]美國聯邦調查局據此建立了龐大的DNA樣本數據庫,為變革偵查方式奠定了重要基礎。

   美國各州關于建立DNA數據庫的規定各不相同。到1998年6月,美國50個州全部通過了要求已判刑罪犯提供DNA樣本的法律。但能否在定罪前采集DNA樣本各州規定不一。據統計,只有28個州允許在定罪前采集DNA樣本,其中7個州規定對未定罪人員的DNA采樣記錄進行自動清除,其余21各州須要個人申請后才能刪除DNA樣本數據。[3]聯邦和各州DNA數據庫的建立,將引起偵查制度方面的重大變革,使刑事偵查更加方便快捷,偵查結果更加準確,DNA檢測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也更加凸顯。

   早前DNA數據庫的建立是為了打擊犯罪,盡早查清案件真相。自1992年美國無辜者運動興起以來,美國認識到定罪后DNA檢測對于糾正冤假錯案起著重大作用,而龐大的DNA數據庫為查找真正的犯罪人提供了便捷。

   美國《無辜者保護法》出臺對美國刑事司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國學者雖對此有所關注并撰文予以介紹,但相關研究文獻成果卻十分有限。祁建建在《美國無辜者被定罪及其糾正的程序研究——無辜者修正美國刑事司法》一文中,詳細介紹了美國無辜者被定罪的原因和防止無辜者被冤枉定罪的預防與保護機制、定罪后的DNA鑒定救濟機制、洗冤后的賠償機制的具體內容。[4]陳學權在《發現冤案的新方法—美國定罪后DNA檢測立法及啟示》一文中,介紹了美國定罪后DNA檢測立法進程以及法案內容,并得出三點啟示: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導致實體公正;定罪后獲得有效救濟是司法公正的應有之意;只要DNA檢材保存完好,定罪后DNA檢測就能長期發揮作用。[5]陳衛東在《刑事錯案救濟的域外經驗:個案偶然救濟走向制度長效救濟》一文中也簡單提及了美國《無辜者保護法》強化無辜者獲得有效律師服務的權利。[6]以上文章側重于《無辜者保護法》的內容介紹,對于《無辜者保護法》在實踐中的運行情況缺乏深入的研究。現在,美國《無辜者保護法》已經運行15年,對這樣一部重要的法律在實踐中的實施效果和遇到的問題進行總結和反思,當然很有必要。

   近幾年,我國實務界也認識到DNA檢測技術將對刑事案件偵查產生巨大的助推作用,從而將其引入刑事司法領域,作為司法鑒定中法醫鑒定類型的技術手段予以使用,但其效用主要集中在刑事偵查過程中發現和排除犯罪嫌疑人,并沒有廣泛應用于錯案發現之中。

   我國近年來發生了諸如趙作海案、聶樹斌案等冤假錯案,嚴重侵犯了無辜公民的人權,損害了司法公信力。我國當前對錯案的發現方式主要依靠申訴、信訪等形式。如果這些方式能夠與其他錯案發現機制相結合,則更能實現人權保障的價值目標,也有利于完善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本文將通過分析《無辜者保護法》的內容及其近15年來的實施效果、作用范圍及規范限度,深入分析美國將DNA檢測技術與其他錯案發現機制相結合的冤案防治機制,以期為改善我國錯案發現機制提供有益借鑒。


一、《無辜者保護法》的立法背景

  

   美國冤假錯案的發生表明,現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并沒有如預期的完善。將快速發展的科學技術應用于刑事案件中,不僅能夠幫助偵查機關提高辦案效率,查清案件事實,也能夠及時排除無辜嫌疑人,這是技術革命給刑事司法帶來的巨大幫助。由于法律并沒有將DNA檢測作為刑事案件審理的必要程序,一些無辜的人可能被錯判甚至監禁。同時,法律也沒有規定對被錯誤監禁的無辜者給予賠償,這顯然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刑事司法追求公平正義的理念。基于這些原因,美國參議院、眾議院經過幾年的努力,最終通過了《無辜者保護法》。

   (一)冤假錯案的發生

   一個人可能被錯誤地監禁或處決的原因有很多,如陪審團過于相信證人辨認的準確性;辯護律師辯護不力;警方、檢方行為不當;等等。

   第一,證人辨認的準確性被高估。在2000年,人們發現,在被DNA檢測推翻的定罪案例中,有81%的人身份被錯認。[7]如果證人的記性不佳,或者受到警察辦案中施加壓力的影響,不能準確辨認嫌疑人,證據質量就會降低。心理學家已經確定,某些因素如案發時證人的心理狀態、天氣等,會影響目擊者辨認的準確性。如果罪犯使用了武器,目擊者很可能會更多地關注武器,而不是犯罪者的身體特征。研究表明,陪審員在評估目擊者辨認的準確性問題時,傾向于高估目擊者辨認的準確性。[8]換句話說,陪審員“過分相信”目擊者。

   第二,律師辯護不力。辯護不力的原因可能是各州給予指定辯護律師的費用極低。例如,在2000年,紐約向出庭的辯護律師支付每小時40美元的費用,而在庭外完成工作的費用僅為每小時25美元,這在當時的美國來說是非常低的。[9]低廉的費用導致一些律師在指定辯護中消極懈怠。然而,費用低只是辯護不力的原因之一。一位法學教授曾說過:“指定辯護的特點是刑事案件的常規化,辯護人缺乏調查,相信被告有罪的推定,與被告會見交流簡短,缺乏有意義的律師幫助,辯護律師有巨大的認罪答辯動力。”[10]一位名叫肖恩.沙利文(Sean P. Sullivan)的律師擁有1600個客戶,但沒有秘書或檔整理系統。[11]指定辯護律師程序化、常規化的案件處理模式直接影響了辯護效果。

   第三,檢方、警方行為不當。司法部在審查定罪后因DNA檢測被證明無罪的案件時認為,檢察官經常使用不確定的法醫證據,然后利用專家證明這一證據是可靠和科學的,以增強這一“不確定證據”的證明力。[12]正如紐約首席法官沃赫·特勒(Sol Wachtler)所說:“即使是一個稱職的地方檢察官也能讓大陪審團起訴一個火腿三明治。”[13]此外,有時候,警方和控方均有難以置信的不當行為。例如,布魯克林警方逮捕了埃里克·杰克遜(Erick Jackson),認為他實施了一系列強奸案。然而埃里克·杰克遜的DNA與犯罪現場的DNA不匹配。控方聲稱被告人曾與一名妓女接觸,獲得了別人使用過的避孕套,從而將其他男子的精液放到犯罪現場,以分散警方的注意力。然而,那個妓女后來證明是警察叫她撒謊,讓她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口供。雖然埃里克·杰克遜最終被判無罪,但警察或檢察官的不當行為并沒有受到制裁。

   由于上述原因,一個人可能被錯誤地定罪,因此有必要對美國司法系統進行反思。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制度來為貧困的被告提供稱職的辯護律師,那么就不可能減少被錯誤定罪的數量。《無辜者保護法》第421條和422條的立法目的就是改善刑事案件中控訴不當和辯護質量低下的現狀。

   (二)DNA技術應用于錯案糾正

   在具體的刑事案件中,偵查機關如果在犯罪現場發現唾液、皮膚組織、精液、頭發或血液時,借助DNA檢測技術可以快速有效地鎖定犯罪分子。DNA檢測技術已經成為識別犯罪分子“最重要的法醫技術”。[14]二十世紀九十代年至二十一世紀初,DNA檢測技術的使用范圍擴大到定罪后的死刑囚犯,用以證明其是否是真兇。

1993年,柯克·布魯斯沃斯(Kirk Bloodsworth)成為第一個通過使用定罪后DNA檢測被證明無罪的人。[15]1985年,柯克因涉嫌性侵犯、強奸和殺人罪被判處死刑以及監禁。他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在上訴審中,柯克堅持要求對受害者的內褲以及在犯罪現場發現的棍子進行DNA檢測,然而不幸的是,在柯克接受審判時,這一項DNA檢測技術是不可用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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