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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龍沐勛:現代詞學奠基人之一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1 次 更新時間:2019-12-13 17:57:59

進入專題: 龍榆生  

蔡登山 (進入專欄)  

  

   說到龍沐勛,詞學的愛好者幾乎無人不知。他的《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以及《唐宋詞格律》數十年風行海內外,歷久不衰。龍沐勛從黃季剛、陳石遺學詩,從朱祖謀(彊邨)修音韻學和詩詞,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學、上海音樂學院、廣州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等校擔任教授。自1929年開始撰寫詞學論文,對詞的起源、詞的發展、詞的創作、詞的藝術風格及作家作品進行了全面的探討,重點著眼于唐宋詞,奠定了現代詞學研究的基礎。還有《唐宋詩學概論》《中國韻文史》《詞曲概論》《詞學十講》《風雨龍吟室叢稿》《東坡樂府箋》,皆為詩詞界矚目之作。其詞學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并列,是20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

   龍沐勛(1902—1966),又名元亮,字榆生,號忍寒。出生于江西萬載,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稱龍七。生平愛竹,四十歲后又自署籜公。父龍賡言是光緒庚寅恩科進士,和文廷式、蔡元培、董康是同榜,后來做了二三十年的州縣官,一直是兩袖清風。母親楊玉蘭是繼室,生子女四人,在龍沐勛五歲時就去世。由于生母早逝,童年時龍沐勛的溫飽學習無人關心,因而身體瘦弱,性情孤僻;十歲前,只在鐘祥、隨州念過一年多初小,在家鄉讀過一年蒙館。十歲那年父親棄官歸里,在家鄉創辦集義小學,龍沐勛在《苜蓿生涯過廿年》的回憶文章(以下所引,皆出于此文,不再注明)中說:“我和我的幾個堂兄弟也做了那所學校里的基本隊伍……他教學生相當的嚴厲。每天叫學生們手鈔古文以及《史記》列傳、顧氏《方輿紀要總序文選》、杜詩之類,每個學生都整整地鈔了幾厚本,鈔了便讀,讀了要背,直到顛來倒去,沒有不能成誦的,方才罷手。一方面又叫學生們點讀《通鑒》,每天下午大家圍坐起來,我父親逐一發問,有點錯句子,或解釋不對的,立即加以糾正。一星期之內,定要做兩次文章……單說我個人,經過這一番嚴格訓練,一年之后,便可洋洋灑灑地提起筆來,寫上一篇兩千字的很流暢的議論文。到了高小畢業,就學會了做駢文詩賦。”

   高小畢業后,龍沐勛并沒有再進任何學校。他說:“我在高小畢業之后,便抱著一種雄心,想不經過中學和大學預科的階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國文系去。那時我有一個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國文系肄業。一個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業。他們兩個,都和北大那時最有權威的教授黃季剛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總是把黃先生編的講義,如《文字學》《音韻學》《文心雕龍札記》之類帶給我看。我最初治學的門徑間接是從北大國文系得來,這是毋庸否認的。我那堂兄還把我的文章帶給黃先生看,黃先生加了一些獎誘的好評,寄還給我,并且答應幫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后來我在十七歲的那一年,生了一場大病,幾乎一命嗚呼……等我病體回復健康,黃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擠,脫離他往了。我的父親因為供給三個子侄的學費,和幾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積年廉俸所入,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我只好打消這升學北大的念頭,努力在家自修,夢想做一個高尚的‘名士’。”

   1921年春,大病初愈后,受新思潮影響,龍沐勛開始不安于封閉落后的江西,于是由堂兄沐光介紹,前往武昌從黃侃(季剛)學習聲韻、文字及詞章之學,邊在黃侃家中教其次子念田讀《論語》。他說:“黃先生除聲韻文字之學致力最深外,對于作詩填詞,也是喜歡的。他替我特地評點過一本《夢窗四稿》。我后來到上海,得著朱彊邨先生的鼓勵,專從詞的一方面去努力,這動機還是由黃先生觸發的。”

   1923年春,龍沐勛將妻兒安置在九江丈人陳古漁家中,然后他只身到上海,開始他執教四方的生涯。首先由同鄉郭一岑之介紹,到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的神州女學教高小最高年級的兩班國文,但因他不諳吳語,教了一個多月,就還給教務主任謝六逸去兼了。他回到武昌去看黃侃,由黃侃介紹任教于武昌私立中華大學附中,但僅三個月就辭職,率妻兒返鄉過年。

   龍沐勛說:“我回家不到幾天,忽然接著上海轉來的電報,說有一位朋友張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國文系畢業,也就是當時所謂黃門四大金剛之一……要我到廈門陳嘉庚先生辦的集美學校去,代他的課……我毫不躊躇地,又動了遠游之念了。登時回了一個電報,答應下來。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辭了老父,別了妻子,冒著大風雪,獨自一個人坐著山轎,走了兩天,到萍鄉搭火車,轉到武昌,順流東下,經過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紹信,換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廈門去。”同年秋天,龍沐勛被聘為集美學校中學部正式教員。在這期間他還不斷地認真學習,他說:“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時間,除掉一心一意地教書改文外——我做專任教員,只教兩班國文,每周擔任教課十二小時,隔一周作文一次,時間是相當充裕的——就是跑到圖書館去借書來看。我這時感覺我的常識太缺乏了,就是在國學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樣深的造詣。所以我就努力地向各方面去尋求新的知識,把時人的作品,不拘新舊,以及翻譯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等等,涉獵了許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學習外國語,以致不能直接去讀西洋書籍。聽到人家說,讀東文比較容易,我就特地買了不少的日本書,請同事黃開繩先生——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后來染了肺病死了!——來教我讀了兩三個月,因為黃先生吐血,不便打擾他做這義務教師,這事就中途而廢了,我至今還引為大憾!”

   當時詩壇老將陳石遺(衍)在廈門大學任國文系主任,龍沐勛說:“那時我在集美教過的學生邱立,已經升入廈大,從他老先生去受業了。我反而由學生的介紹,拿點詩給他老先生看,他說我的絕句很近楊誠齋……我這才深深地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錯,也就備了些贄儀,向他碰了頭,拜在他的門下。從這以后,我常常渡海到廈大去,向石遺先生領教——他給我論詩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滬南游嶺表,在海舶中遺失了!”

   1928年9月,因陳石遺的介紹,龍沐勛出任上海暨南大學中文系講師,教各體文。又因陳石遺的介紹,得以拜謁詩詞大家夏敬觀(吷庵)。他說:“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庵先生,他作了一篇《豫章行》贈給我。先后見過了陳散原、鄭蘇戡、朱彊邨、王病山、程十發、李拔可、張菊生、高夢旦、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我不管他們是新派舊派,總是虛心去請教,所以大家對我的印象,都還不錯。我最喜親近的,要算散原、彊邨二老。我最初送詩給散原、蘇戡兩位老先生去批評,散老總是加著密圈,批上一篇叫人興奮的句子,蘇翁比較嚴格些,我只送三四首詩給他看,只吃著二十八個密圈子。我因為在暨南教詞的關系,后來興趣就漸漸地轉向詞學那一方面去,和彊邨的關系,也就日見密切起來……我總是趁著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時替他代任校勘之役,儼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時候填了新詞,也把稿子給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謝不敢,他說:‘這個何妨,你說得對,我就依著你改,說得不對,也是無損于我的。’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動到不可言說了!他替我揚譽,替我指示研究詞學的方針,教我不致自誤誤人,這是我終身不能忘的。”

   龍沐勛1930年在上海曾與“旅滬詞流如番禺潘蘭史(飛聲)、寧鄉程子大(頌方)、歙縣洪澤丞(汝闿)、吳興林鐵尊(鯤翔)、如皋冒鶴亭(廣生)、新建夏劍丞(敬觀)、湘潭袁伯夔(思亮)、番禺葉玉虎(恭綽)、吳縣吳湖帆、義寧陳彥通(方恪)、閩縣黃公渚等二十余人約結‘漚社’,月課一詞以相切磋,共推先生(朱彊邨)為盟主”,當時龍沐勛“年最少,與先生往還最密。屢欲執贄為弟子,而先生謙讓未遑也。先生嘗語予:‘生平不敢抗顏為人師。除任廣東學政時所得士例稱門生外,不曾接受談詞者列弟子籍。有以此請,即為轉介于臨桂況蕙風(周頤)’”(見《彊邨晚歲詞稿跋》)。

   對于朱彊邨,龍沐勛又說:“在他老先生臨歿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變。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館子叫知味觀的,吃了一頓便飯,說了許多傷心語。后來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慣的朱墨二硯傳給我,叫我繼續他那未了的校詞之業。并且托夏吷庵先生替我畫了一幅《上彊邨授硯圖》(按:1931年10月繪),他還親眼看到。”朱彊邨是希望龍沐勛傳其衣缽。龍沐勛于1932年又請吳湖帆繪“授硯廬圖”,是為第二幅。又請陳散原作《受硯廬圖題記》,并乞夏閏枝、張孟劬、邵瑞彭等詞人題詞,懸之書齋中,雨夕燈窗,治詞學時,恒從其吸取精神力量,終身服膺彊邨詞學而不倦。龍沐勛說:“我從他下世之后(按:朱彊邨歿于1931年12月30日),就把所有的遺稿,帶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書包,把這些稿件,牢牢地抱在身邊,首先把它送入‘安全地帶’。后來就在音樂院(按: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一間僅可容膝的地下室里,費了幾個月的工夫,把它親手校錄完竣。同時得著汪先生(按:汪精衛)和于右任、劉翰怡、陳海綃、葉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趙叔雍諸先生的資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邨遺書》。我和汪先生的關系也是從這個因緣來的。”

   汪精衛在1901年應廣州府試第一,因深受當時廣東學政朱彊邨及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賞識,所以汪精衛一直對朱彊邨持弟子禮。1932年7月22日汪精衛從南京行政院寫信給上海的龍沐勛,函曰:

  

   榆生先生惠鑒:

   奉誦手書并大著,佩仰兼至。

   師葬事未竣,至用掛懷。弟與右任先生談及,尚無定議。如彊邨師在日曾營生壙,則誠宜尊其遺志。未可擅作紛更。世變方殷,妥靈宜早。誠如尊論。如窀穸有期,尚祈示知。俾得稍盡棉力。是所至感。余不一一。專此敬請臺安!

弟汪兆銘頓首七月二十二日


   龍沐勛在1928年秋冬間,曾應國立音樂院(按:1929年9月改名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教務主任兼代院長蕭友梅(時院長蔡元培)之請,代易孺(大廠)上課,講授詩詞。他以詞與音樂之關系極為密切,宋末始不復被之管弦,歷元明而就衰敝,他試圖就商重振詩樂合一之宏圖于音樂專科學校諸先生,遂不顧兩校相距數十里之遙,毅然前往兼課。從此到1940年春,他在該校兼課十二年,也與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據錢仁康的《龍榆生先生的音樂因緣》文中說:“榆師在音專教課,十分認真負責。音專同學很少對詩詞發生興趣,榆師循循善誘,培養出了不少能寫詩詞的學生。早期學生劉雪庵就是在榆師栽培下,擅長作詞兼作曲的多才多藝的學生。我也是在榆師的栽培下,粗通寫作詩詞的門徑……‘一·二八’事變后,榆師過閘北舊居,看到閘北一帶被日軍大肆破壞,只剩下斷垣殘壁的凄慘景象,在滿懷悲憤中寫下了《過閘北舊居》的歌詞,由劉雪庵同學譜曲,音專聲樂組學生在音樂會上演唱,唱到‘斷瓦殘垣,經幾多灰飛彈炸。問何人毒手相加,深仇不報寧容罷’時,聽眾無不咬牙切齒,同仇敵愾。淞滬抗戰停戰后,榆師到音專上課,見校園里的玫瑰凋零,景物全非,仍用‘龍七’為筆名,寫了《玫瑰三愿》的歌詞以寄感慨,黃自先生馬上把它譜寫成了一首聲情并茂的藝術歌曲,不僅在當時的音樂會上經常演唱,至今還是許多聲樂家的保留節目。”另外還有李惟寧作曲的《秋之禮贊》《逍遙游》和《嘉禮樂章》,以及后來由錢仁康作曲的《小夜曲》《春朝曲》《滄浪吟》《骸骨舞曲》《是這筆桿兒誤了我》《山雞救林火》《一朵鮮花》《梅花曲》等,優美的歌詞都出自龍沐勛之手。

1933年6月初,曾被魯迅譏諷、指斥過的作家曾今可,會同張資平、胡懷琛等受過魯迅嘲笑的文人,聯絡了黎錦明、傅彥長、張鳳、龍榆生等一些文化界朋友,組織了一個文藝漫談會。并于7月1日出版《文藝座談》半月刊第一期,其中刊登白羽遐的《內山書店小坐記》,誣陷內山完造是日本偵探,并以此攻擊魯迅。對此,章石承在《榆師在暨南大學及其后情況之零星回憶》文中說:“1933年6月底,上海無行文人曾今可(按:原文以×××代之)因受魯迅及左翼作家之揭發、批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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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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