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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許壽裳在臺灣(1946—1948)——讀許壽裳日記、書信(節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21 次 更新時間:2019-12-13 17:12:49

進入專題: 許壽裳  

蔡登山 (進入專欄)  

  

主持省編譯館

  

   許壽裳抵臺后,6月27日即投入編譯館的籌備工作,開始起草編譯館組織大綱。分為四組:(1) 學校教材組,(2) 社會讀物組,(3) 名著編譯組,(4) 臺灣研究組。館中人員分為編纂、編審、干事、助理干事四等。其實在還沒到臺灣之前,許壽裳就已廣邀人才,就其書信集,我們可得知一二,如5月27日致陳儀函云:“這事以求才為先,所以擬先邀專家二三人相助為理……余或可就地取材。”同日致袁圣時(袁珂)信:“兄如愿往臺任編譯工作,還希示知,弟抵臺后設法安排。”同日致謝似顏信:“兄惠允前往,工作亦甚相宜。”同日致程柏如信:“張一清兄才學兼長,素所欽佩,未識現任何事,能惠允往臺否?懇兄代為勸駕,如蒙其允許,弟到臺后,即當電邀并詳告職務待遇,此時請兄與一清兄均暫守秘密,其他編譯人才亦請代為物色數人。”同日致馬禩光(孝焱)信:“如蒙惠允即當電邀,擬邀兄前往相助。”又據6月27日日記云:“發電傅巽生、張一清、戴靜山任編纂與秘書。發電鄒曼支、何樂夫任編纂。發電馬孝焱任編審。”7月28日致章微潁《銳初》信:“敦請兄為編纂……務請俯允,匡我不逮。”從他答應陳儀之邀那刻起,他人雖在南京但已開始廣邀人才,一直到抵達臺灣,甚至到了1946年年底他還繼續不斷地為這一新成立的重要機構尋找人才,費盡心力。

   7月8日編譯館籌備處成立,在龍口町(南海路)教育會館對面,借得“參議會”的幾間房子,開始辦公。8月7日編譯館正式成立,至10月31日館舍方才遷到表町(襄陽街、懷寧街口)。據當時在臺灣省教育處教材編輯委員會當編審兼主任秘書的楊乃藩(1915—2003)回憶說:“陳儀竟有意把總督府指撥為編譯館館址。他把此意告知許先生,并稱編譯館工作展開后,規模宏大,人員眾多,必須有一個像樣的辦公處所。許先生當即派員到總督府的遺址去勘查。殊不知該一建筑正是戰事末期盟軍飛機主要的轟炸目標,很大部分墻壁傾圮,瓦礫遍地,其中還棲息著上千名等待遣返的琉球難民;再加上大而無當,怎么能夠作為辦公場所呢?于是,乃再指定襄陽路與懷寧街、新公園省立博物館旁的一幢房子作館址(這座房子在編譯館結束后作為美國新聞處,其后又作為中國農民銀行行址)。”他又說:“學校教材組,這一部分以編撰教科書為主(印刷發行由臺灣書店負責),接收教育處教材編輯委員會的原班人馬,已略具雛形。社會讀物組,是編輯一般性的民眾讀物,許先生自己率先編了一本《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也要筆者趕編一本《簡明應用文》,以應當時民間的急迫需要。這部分找人也比較容易,記得有幾位許先生在北平女師大的學生如梁甌倪等都被羅致。名著翻譯組,這部分是重頭戲,據說陳儀希望在短時間內譯出世界名著五百部。這一想法來自日本,日本人大量翻譯世界名著出版,以提升國民文化水平。由于許先生廣泛的學術人際關系,他函電交馳,邀約多位高手來臺助陣。其中有李霽野、章微穎、謝似顏、繆天華等。因為許先生是留日的,所以以通日文者為多;世界名著,也多由日文翻譯過來。臺灣研究組,對臺灣歷史文物作系統性的研究,主持其事者為楊云萍先生(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明史專家)。一位日本學者國分直一也被羅致,專事后龍、苑里及圓山貝冢等的考古工作。”

   起初,編譯館的工作開展不順,據許世瑋的回憶:“父親相當忙,除正常上班外,晚上也常出去訪友商議工作。有時回家時氣鼓鼓地,臉色也不好看,我便知道工作不順利。他在家里有時還發些牢騷,說人手不夠,工作難做,編譯館內大小事情都得由他自己動手,連貼郵票、發信都是自己干。辦公室、宿舍、交通車等等都要他去解決,所以特別累,而最傷腦筋的是請人這件事,答應來的人因種種原因遲遲未到,工作難以開展等等。”到了1946年下半年,編譯館已初具規模了。曾是許壽裳華西大學的學生的袁珂,也被函召于1946年8月底抵達臺北。另外,10月初李霽野抵臺,12月李何林也抵臺。袁珂后來回憶說:“那時編譯館人才極盛,有李霽野、李何林、楊云萍、謝似顏等諸先生,真是眾星璀璨。”盡管如此,許壽裳還是為了編譯館的各種瑣事而忙碌著,他在1946年10月25日日記這么說:“夜作上公洽私函,力陳種種困難:(一) 本館館舍,(二) 職員宿舍,(三) 宿舍家具,(四) 交通車及小汽車,(五) 宴會請柬。請其婉告主管人員,對于本館工作之特殊性質加以認識,本館事務現狀之特別困難加以了解,切弗漠視。”只是好景不長,經過半年左右,在次年的2月28日,卻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

  

   陳儀領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治臺政策是“去日本化(奴化)”再“中國化”,這是戰后臺灣文化建設中的重要的原則性指導綱領。當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的范壽康就說:“皇民化的教育是不擇手段、費盡心力,想把住在臺灣的中國同胞,都教化成日本人……變成為供日本驅使的奴隸……甚至禁止他們閱讀現代中國的書籍……過去所受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皇民化教育,我們自然應該從速徹底加以推翻,用最經濟最科學的手段使臺灣教育完全中國化。”

   當時臺灣人民遭構陷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于奴化,這些歧視與誤解斷非臺灣人民所能接受。詩人王白淵對此指出:“……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臺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臺胞并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見解未免太過于淺薄,過于欺人”,“好像把臺省看作一種殖民地,對臺胞抱著一種優越感,使臺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發生隔膜”。

   當時的臺籍作家吳濁流,在其自傳體回憶錄《無花果》一書中,對陳儀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的種種作為,有著親眼的觀察與分析。他說:“在陳儀長官的部下里……從整個看來,擁有現代知識者少而古代官僚作風者多。……各機關接收以后,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于原來的位置。因此,對工作、環境詳細的本省人居于下位而不諳工作的外省人卻悉數居于上位,于是就孕育了很大的矛盾。這樣一來,政令的推行就無法順利。那么本省人就走入愚昧的感情路線上,毫無顧忌把嫉妒表露出來,而外省人又抱著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所謂‘官官相護’,互相維護的關系,自然會懷有優越感而去輕視本省人了。”由于當時大多數的臺灣人不懂中國的國語,加上前述臺灣人被奴化的誤解與歧視,當時的臺灣人無論在政治權力、經濟、社會,以及工作職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刻意的不公平對待,此種差別待遇不僅造成臺灣人民處處吃虧、雙方的隔閡加深,也使得臺灣人民十分不滿。由于外省人的無能與蠻橫而衍生出的省籍間傾軋,終于爆發“二二八事件”。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的鎮壓行動,據估計民眾死亡人數在18 000至28 000人之間,受害者大多未經審判即被槍決,甚至死得不知所終。

   許壽裳在2月28日當天日記云:“下午赴館途中聞槍聲甚多,至館見館門已閉,對面之永安堂、間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毀。賴子清送便當,館中同仁皆困守一夜不敢出。”3月8日日記云:“夜十時后,開槍聲甚密。”3月9日日記云:“臺北到軍隊,知局勢漸平。”對于此事件,許壽裳在3月22日給其子女的信件說:“其遠因是受日本侵略教育的遺毒,以致國語國文隔閡既大,祖國文化懵無所知,其近因則為戰時流氓被敵人征用,派往打祖國、打南洋,迨后悉數送回,伺機蠢動,毫無常識,其愚可憫,其悖可誅。”此信在事件后的二十天寫成,在當時報紙均受到嚴密控制、信息不暢通的狀況下,不排除許壽裳對于整個事件的遠因、近因并不清楚,故有此論斷;再者因許壽裳平日在工作中或生活中對臺籍人士并無差別待遇,也就是說沒有省籍觀念,而對國民黨統治引起的省籍沖突也未有深入了解,所以才有此種說法。

  

編譯館的裁撤與成果

  

   “二二八事件”發生后,雖屢遭蔣介石批評“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的陳儀,已于3月17日致電蔣介石,表示“對此次事變決議引咎辭職”,但蔣介石沒有同意。蔣介石不僅沒有立刻撤換陳儀,反而責備當時黨內相逼太急。直至同年4月22日,當時的行政院會議通過撤銷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陳儀方才下臺。陳儀調回南京后,擔任行政院的顧問,爾后,又被指派為浙江省省主席。可說非但沒有因此事件而受到任何的責罰,反而直接榮升。

   許壽裳4月22日日記云:“中央社消息,臺省主席系魏道明。”次日日記又云:“報上載魏主席昨已通過。……下午至公署訪公洽。”24日日記云:“以辭呈面交公洽,不肯受。”對此,當時編譯館同仁程憬之回憶說:“同時外間對編譯館的攻擊也乘時勃發: 陳儀因人設事啦,經費太多啦,沒有成績啦,思想有問題啦,不一而足。這情形許先生當然是知道的,但他依然置諸不理,勸告同事安心工作,趕快做。……五月中,魏道明主臺的消息發表了,新任秘書長徐道鄰曾與許先生三次共事的,早就到了臺灣,但許先生沒有去看他,人家問他打算怎樣,他的答復是‘聽其自然’。到魏道明到臺灣的第二天,報章上刊出了編譯館撤銷的消息,而許先生竟也在看報之后才知道這回事。”許壽裳5月17日日記云:“《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昨日第一次政務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關,驟然撤廢,于臺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流露出他壓抑的憤怒。6月25日日記又云:“來臺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初以房屋狹窄,內地交通阻滯,邀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迨今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務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余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

   據袁珂說有關編譯館突被裁撤,其原因有三:“一是許師是魯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思想有左傾嫌疑,所邀來館工作的職員,含左傾進步色彩的,也不乏其人,如李何林、李霽野等;二是所編教本或讀物,不合官方口味,亦有左傾嫌疑;三是‘二二八’事變后,本館有張、劉兩位同事以共(產)黨嫌疑被捕(說他們是事變的策劃者),許館長知其無辜,親自坐車去將他們從警備司令部保釋出來。”

編譯館從成立到裁撤,僅短短十個月,1947年6月24日,編譯館改組為編審委員會,由教育廳接管,當時負責移交的是章微潁(銳初)。據許世瑮說:“章微潁先生為先父壽裳老人任教北平高師之學生,是時執教于重慶,隨即請辭,來臺就職,后兼任秘書,三十六年六月編譯館結束,已印成圖書二十余種,稿件三百余萬言。”學者王小平指出:“同時,編譯館還承擔了宣傳委員會、國語推行委員會編撰的部分公民訓練教材的出版任務,如《國語》《注音符號》《地方自治》等八種書籍。根據《臺灣省編譯館工作報告》,可以得知,到1946年11月為止,編譯館以學校教材組為例,已經完成了成人班及婦女班應用課本七種的初稿,‘國民學校’教材從光復初小教科書到高小、初中、高中、師范、職業學校教科書等各類學校教科書亦共七種。”而社會讀物組編輯的大眾讀物,總稱為“光復文庫”。據學者黃英哲的統計,已刊的有許壽裳的《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黃承燊編的《標點符號的意義和用法》、楊乃藩編的《簡明應用文》、馬禩光編的《王充傳》、朱云影的《日本改造論》、黃承燊的《四書淺說》、梁甌倪的《婦女的生活》、袁圣時的《龍門》(童話集)共八種。而名著編譯組,據李霽野說:“我在編譯館是編輯名著譯叢,因為我譯的《四季隨筆》已經在期刊上發表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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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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