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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 李靖:西方民主式協商質量評估方法概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3 次 更新時間:2019-12-13 08:44:45

進入專題: 協商質量評估     理性共識     話語行為     協商過程  

陳旭   李靖  

   內容提要:利用協商民主的技術和方法來優化治理中的決策過程,提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質量已經成為一般發展趨勢。西方理論界對于這一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文章旨在從理論基礎、方法過程和簡要評價三個維度對西方民主協商質量評估方法作一般概述,期望能夠為協商質量評估方法的本土化建構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要點與關鍵元素,從而在不同方法的權衡中找到可供借鑒的核心共性并規避其中的困境。

   關 鍵 詞:協商質量評估  理性共識  話語行為  協商過程  本土化

  

   通過協商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已經成為當前政治理論發展的前沿問題。協商的過程實質就是交換理性的對話過程,語言和語言背后的意義構成了協商的重要價值。雖然我國幾乎所有協商民主的政治理論家都在強調協商質量的重要性,但是有關協商質量、協商能力、話語評價的研究卻并不多見。西方學術界關于這方面的探索由來已久,也形成了一些較為成熟的協商質量評估方法。以協商整個過程考察的節點作為劃分依據,當前在西方學界主要存在靜態指標評估與動態過程評估兩類評估方法。

  

   一、靜態指標評估方法

  

   靜態指標評估方法,是使用一套制度和指標來衡量協商質量——實踐中測量的結果與理想建構出的指標進行對比,以檢驗接近的程度。在這種方法內部存在兩種不同的視角,第一種視角通常選擇協商的一個組成部分,并將其視為協商質量的關鍵指標。從方法論上講,這是對協商前和協商后的變化部分進行比較,保持對協商結果的關注,以協商性民意測驗、主體間理性為代表;第二種視角根植于哈貝馬斯的話語倫理,并使用了一套與協商相關的指標,以話語質量指數和言語行為分析為代表。

   1.協商性民意測驗與主體間理性(Deliberative Polling and Intersubjective Rationality)

   協商性民意測驗方法考察的是在遇到“更合理的論點”時人們改變最初偏好和觀點的程度。一般而言,協商前參與者所持有的觀點反映了其日常的意見,但這既不是論點也不是理性思考。而那些回答協商前民意測驗并同意參與協商的人都會收到有關協商事項的詳細信息與協商流程,并要求參加小組討論和全體會議。這就使他們有機會“在與異質對話者的討論中權衡反對論點,然后收集他們更多的意見”①。在討論結束時,進行相同的調查并與事前回答結果相對比,以觀點改變程度為標準衡量整個協商過程的質量。協商前后民眾意見偏好的變化表明了當參與者獲取足夠背景信息時通過協商能夠產生影響的能力,而程度大的偏好變化既受溝通信息驅動,同時也受協商過程中理性論辯與說服能力的影響。雖然成功地建立協商的價值使參與者在意見形成過程中更加細致、在表達己方論點時尋求更具說服力的論據,但比較協商前和協商后的偏好轉移并不能夠確定這種變化是由于“更好論證的力量”而非外部誘因或脅迫所致。即使有完善的制度條件,這種方法仍然面臨著兩個無法解釋的問題,其一是協商質量不僅要考慮協商結果的質量,還要考慮實際協商過程的質量;其二是以民意協商前后變化的程度作為協商結果的衡量標準是值得懷疑的。這引導我們首先應該對協商性民意測驗方法的前提作出解釋,即為什么改變自己的意見偏好是對協商恰當或準確的衡量標準的理由。

   另一種是與協商性民意測驗具有相同評價邏輯的方法,即主體間理性。德雷澤克認為,真實性的協商應該產生出兩種類型的結果,一是產生“元共識”或者是關于所討論議題的實質性核心的意見聚合,而不必是實際結果的完全一致;二是產生結果合理性的某種形式,換而言之就是好的結果并不是參與者就什么是“正確”的決策達成一致的情況,而是協商所產生的立場反映了所有相關問題的擴大領域的整合程度。在方法論上,協商質量是根據“主體間一致性”的水平來衡量的。參與者的主觀性是通過讓他們從一組陳述中排序來確定的,即從“最同意”到“最不同意”,這些是與正在討論的問題有關的價值觀和信仰的陳述,也稱Q方法。然后通過因子分析來總結有序的主觀立場或Q排序,最后根據參與者對政策選擇的有序偏好評估這些主觀立場。批判者認為,這種方法只能說明協商的前后轉變性成分,而不能直接評估其過程的質量性。雖然主體間的理性為協商結果提供了一個復雜的說明,但仍未能捕捉到產生“元共識”所涉及的程序。還有待解釋的是,關于協商質量中以“主體間一致性”作為標準或理想類型的概念需要重新加以論述。一個“理想的結果”,即協商過程中參與者就實現這種具有價值的政策達成一致意見是基于假設某些價值觀和主觀立場是正確的。這種假設背離了協商的一個關鍵要點,即超越個人的有限理性,并意識到個人的主觀立場和政策偏好存在很多變化。

   2.話語質量指數(Discourse Quality Index)

   任何對話語質量的分析方法都離不開哈貝馬斯話語倫理的理論支撐,因為他激發了對協商民主的興趣和辯論。話語質量指數的支持者認為,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捕捉了不同協商體系中的核心概念,具有很高程度的兼容性,并且在實踐上也具有應用的廣泛性。該方法在嚴格遵守哈貝馬斯話語倫理的基礎上,確定了五個編碼類別,分別為參與、理由(辯護)程度、理由(辯護)內容、尊重、共識性建設。其中每一個編碼類別里又包括具體的編碼原則與分類。DQI的分析單位是在協商過程中的一段演講,也就是某個人在辯論的某個特定時刻提供的公共話語。該方法區分相關和不相關的部分,只有相關的部分進行編碼。相關部分是一個包含需求的部分,也就是關于應該或不應該做出什么決定的提議;不相關的部分則是與辯論問題無關的部分。這種對需求的強調源于理論的指導,因為它們構成了協商的核心。DQI方法已經應用于評估在線協商論壇以及確定誰在工作場所擁有交流能力的測評中。

   定量和指標分析的優勢在于它能夠在每種情況下得出明確的結論,并在不同情況下進行結構性比較。②因而基于DQI的研究能夠貫穿協商中對于話語的多層級分析。在微觀上,它可以分析特定的話語,人們可以清晰而直觀地得出這個演講DQI得分,以及將它與相關參與者之間的話語質量進行對比;在中觀層次上,我們可以將參與者級別的DQI分數進行匯總,然后查看整個協商的得分;在更高層次上,可以考慮此地與彼地的DQI分數,隨后在多個地區進行多次協商,對DQI得分進行匯總分析。從理論上來講,這是一種靈活的實踐測量工具。然而,正如德雷澤克所言,“雖然DQI可以應用于所有地點的溝通,但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在各個系統中對不同地點的貢獻進行加權”③。這種方法的另一種批評是指標的適當性和對理論的忠誠度。DQI也需要證明為什么選定的協商指標或編碼類別具有正當性和同等重要性。因而,我們不應以一個靜態的視角去評價在共同利益方面得分多少,而更應該以協商理論的精神為指導,以考慮在協商過程中參與者在討論交流的過程中如何推進共同利益的實現,而不是某些發言者個人決定的分數。不幸的是,與其他方法一樣,這種方法并不能解釋關于共同利益的爭論。

   3.言語行為分析(Speech Act)

   由于言語行為分析工具之前并未在社會科學中應用過,所以對這種方法的理解離不開對言語行為理論的了解。該理論是由奧斯丁和塞爾在語用學領域首先論證的,語用學關注的是在給定語境下重構語言的意義。與語用學不同的是,這種方法不關心什么是“說”,而是話語“意味著什么”。言語是“由規則支配的故意行為”④,它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言語行為(純粹的聲音與話語)、構成命題內容可參照和預測的行為、言語外的行為(說話者所做的動作)、能夠給言語行為帶來影響的言語后行為。塞爾制定了一個解釋言外行為的工具,對于必須有效的條件作出明確界定,以便每個單獨的言外行為都可以通過句子的話語來實現。塞爾區分了幾組構成規則:(1)命題內容的規則:可以說什么?(2)介紹性規則:必須適用哪些社會性先決條件?(3)真誠性規則:必須假設說話者的動機是什么?(4)基本規則:該行為包含哪些內容?

   言語行為分析方法就以這一理論為基礎加以轉化,以便能夠識別在協商過程中參與者之間的言語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使哈貝馬斯的語言學向著核心價值更推進了一步,認為語言是解釋主體間理解和彼此融合的中心。具體來說,“它通過將他們分類為言語行為并考慮他們的語義和語用關系來檢查個別話語”⑤。更進一步發展,還可以對識別協商和交流結構的系統性失真語言進行審查。因此,言語行為分析是一種定性方法,原則上可以定性地理解爭論或討價還價的過程和結果,而單獨的話語也必須被分類為言語行為及其語義關系。該方法也可以通過計算某些類型的言語行為來定量應用。Holzinger通過對立法程序記錄的言語行為分析來證明這一說法,她認為,“從經驗角度講,討價還價和爭論只能在個別話語或言語行為的層面上明確區分”⑥。塞爾將預期會發生在討價還價中的言語行為和那些爭論中的言語行為進行分類,然后進行定量分析,分析這些言語行為的分布情況。結果表明,爭論與討價還價兩種交流方式事實上并行發生,在數量上,爭論甚至比討價還價更具有代表性;只有在對事實或價值的理想類型沖突中,純粹的爭論才會出現。但同時,他本人也認識到,量化分析“失去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個人爭論或討價還價的言語行為(可以)與整個過程完全不同”⑦。因此,這種方法除了對協商過程中純粹的言語進行文本分析外,還需要對隱含的言語行為進行測量。換而言之,不是去尋找與溝通交流或協商主題相關的“話語”,而是只分析邊際話語與對話語產生影響的諸多要素。

  

   二、動態過程評估方法

  

   不論是協商前后對比的方法還是將話語作為分析協商質量核心的方法,都忽略了協商過程諸多要素對協商質量的影響,也未能將“交換理由”是協商過程的核心這一理念應用于評估方法的程序設計中。Rosenberg指出:“僅僅考察協商的制度和靜態特征,并檢驗這些過程是否符合協商民主理論所提出的一致性、邏輯和對共同利益的標準,并不能夠直接涉及主體間互動協商中發生的質量。”⑧為了把握協商實踐的本質,僅僅對其制度標準進行判斷是不夠的,還應對參與者間交換意見與偏好轉移的動態過程進行考察,從而使協商過程與協商話語實現更緊密的結合。在此背景下,就發展出了考察協商動態過程的方法,即務實話語辯證法。它通過將啟發式工具固定在協商的語言基礎上,為協商的過程提供了連貫的說明。這種方法是一個話語過程分析鏈,采用動態的視角審視從意見分歧的出現到討論這種分歧最后到分歧被解決或忽略的整個體系。在方法論上,注重對協商語言元素的考察,“論據在語言中是明確的”⑨,并且是通過交換理由或論據的過程來塑造協商的過程。這種方法區別于其他方法的重要一點在于對協商過程中語言所承載的論據交換的評價,而非只是在靜態的某一時間節點對語言的分析。這種方法是務實的——因為解決意見分歧的行動可以是口頭活動(言語行為)或特定形式的口頭或書面語言使用(言語事件)的形式,而對這些的分析是以特定的文化歷史背景作為基礎的;這種方法也是辯證的——因為它看到了參與者之間進行口頭交流時的協商過程所展現的強烈反對、溝通和推動理由是從最初的猜想和觀點轉向更為深思熟慮的信念。

務實話語辯證法使用批判性討論的模型來分析協商實踐。批判性討論的模型是一種“理想的論證性話語,旨在通過確定問題的立場來判斷內在的觀點是否應該被接受來解決意見分歧。這個模型具有啟發式功能,因為它可以作為檢驗和理論解釋與批判性評價相關的話語或文本的每個要素和方面的指導”⑩。因為這個模型在理論上是基于話語的共識導向本質,所以它在收集實踐數據時的選擇標準主要集中在解決意見分歧時發揮作用的言語行為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協商質量評估     理性共識     話語行為     協商過程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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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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