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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茂森:西方民粹化民主的理論之根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1 次 更新時間:2019-12-13 08:28:27

進入專題: 民粹化民主     民主  

高茂森  

   作者簡介:高茂森,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中共青海省委黨校講師,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培養計劃人才,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研究。北京 100091

   內容提要:在當今世界政治圖景之中,民粹主義甚囂塵上,西方民主政治進入了民粹化民主的“新時代”。隨著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等眾多歷史事件的到來,學術界開始尋求西方民粹化民主的緣由。實踐總是受指導性理論的影響,西方民主的實踐也不例外。歷史地考察,西方民粹化民主的出現具有深刻的理論根源。首先,現代西方民主理論沒有考慮遏制情感政治以及資產階級消費主義文化的弊端,相反卻在物質主義崇拜中蔓延與擴張。其次,在意識形態持續擴張的大背景下,自古希臘而起的廣場型、演說型民主政治弊端并沒有引起西方學術界的足夠重視,造成了廣場式演說主義觀念的濫觴與蛻變。再次,競爭式選舉標簽化、神圣化導致了教條主義信仰與迷思。

   關 鍵 詞:民主  民粹化民主  民主理論

  

   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被看作西方政治民粹化的歷史性事件,這些事件標志著西方民主走向民粹化,西方民主政治進入了民粹化民主的“新時代”。一時之間,學者們(劉瑜、段德敏、柴尚金、Bennjamin Moffitt,2016;趙可金、馬峰、俞可平、林紅、林德山、叢日云、佟德志、程同順,2017)對西方民粹主義再次興起的現象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紛紛探討西方自由民主存在的危機及其緣由。然而,學術界的探討并沒有擺脫傳統的探討模式,即討論民主與民粹之間的張力,沿著西方自由民主理論知識精英的路徑從不同的角度揭示西方自由民主在實踐過程中的危機現象。不過也有學者指出,西方知識精英們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鴕鳥式思維。[1]西方政治精英無視社會底層群眾的正當性訴求、將群眾污名化的觀點不僅僅是為了掩飾政治的現實真相,更是為了掩飾西方自由民主理論與實踐歷程本身的欠缺。在宏大的歷史視野中,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之所以會從精英民主、大眾民主發展到當今的民粹化民主不僅僅是現代性發展帶來的民主回潮與民粹主義的簡單歷史復發,也不僅僅是民主實踐中民眾出現了非理性,西方政治歷史傳統及西方自由民主理論建構本身存在的價值缺陷和理論邏輯瑕疵或許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西方民粹化民主的出現具有深刻的理論根源。

  

   一、現代自由民主理論建構歷程與民粹化民主釋義

   在具體分析歸納西方政治歷史傳統與西方自由民主理論建構本身存在的價值缺陷和理論邏輯瑕疵之前,有必要對現代西方流行的自由民主理論建構歷史以及民粹主義的內涵做一簡要回顧。

   現代西方民主理論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建構過程,熊彼特對民主概念進行改造、達爾將民主自由化、李普塞特賦予自由主義民主合法性。[2]自然,熊彼特可以算是這場民主理論與觀念革命的始作俑者。熊彼特以美國現實政治為參照,采用經驗主義的分析方法,[3]批判古典民主理論不符合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結構、習慣,批判功利主義不能給類似消費者的政治選民帶來現實感、責任感、有效感,并認為由于群體心理的影響,人民的意志本身是虛幻的泡影。進而,熊彼特提出了新的民主理論,即政治問題決定權與選舉代表二要素顛倒次序的民主理論。在“人民的任務是產生政府,或產生用以建立全國執行委員會或政府的一種中介體”的命題之下,規定“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做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4]278在這里,熊彼特認為命題的正確性在于民主方法改進了民主過程,民主方法包括民主方法能夠提供判斷民主與非民主簡單有效的標準、民主方法不會抹殺領導權、民主方法不忽視可能的集體意志、民主方法限定了競爭的范圍并切實可行、民主方法給予了個人客觀的自由、民主方法提倡建立政府的首要職能并削弱了選民控制領導人的作用、民主方法是重要的見解等七個方面。[4]278-281可以看出,熊彼特關注人民意志或共同福利的現實與領導權選舉之間的張力,試圖將民主看作一種方法,以便調節這種張力。因此,以達爾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多元主義民主理論家看到了熊彼特民主理論的片面性。正如赫爾德所說,熊彼特的民主理論很少關注美國社會中存在的一些重要現象,例如“社區聯合會、宗教團體、工會和商業組織這類廣泛存在于人民生活中,并幾以復雜的方式把人民的生活與形形色色的制度聯系起來的‘中介’團體。”[5]人民意志與領導選舉權之間的張力問題同樣受到達爾的重視,不同于熊彼特的不可調和論,達爾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發達的社會組織觀察到利益集團通過相互競爭達到各方滿意具有現實可能性。進而,達爾通過批判麥迪遜式民主與平民主義民主,在繼承熊彼特競爭性選舉等主要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多元主義民主。達爾主張權力的多中心主義,權力的多中心是由社會中的意見、利益、沖突、權力多元決定的。社會權力的多中心原則要求權力相互獨立、相互分割、相互制衡。達爾在繼承社會權力制約權力的傳統政治思想之同時將民主自由化,提出了包括選舉權、自由權內涵等七大標準來評判政治制度的民主性。[6]如果說以熊彼特、達爾為代表的民主理論家僅僅是把選舉與政治制度關聯起來的話,李普塞特則將選舉與政治價值、制度信仰進行了關聯。李普塞特深知“合法性危機是變革的危機”,[7]55將韋伯的合法性概念中的合乎法律性置換為合乎選舉程序性。進一步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承認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階級斗爭,只不過選舉成為了民主式階級斗爭的表現。[7]204于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論完成了理論建構,不僅僅證明了自身社會是民主社會,還具有了強烈的理論攻擊性,向非西方世界輸出政治價值和政治制度模式。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自由民主理論贏得了民主話語權。但是,對話語權的占有并不等于對真理的占有,西方自由民主理論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西方民主制度也可能成為人類的終結性制度。在西方民粹化民主盛行的當下,這早已成為了西方學界的常識。那么什么是民粹化民主呢?民粹化民主是伴隨近年國際金融危機而出現的新現象,它具有傳統民粹主義的舊特征,同時也具有新的結構性、制度性特征。首先,傳統民粹主義舊特征是指其繼承了民粹概念起源意義上的內涵。從起源上,民粹主義分為美國民粹主義和俄國革命民粹主義。美國民粹主義是指19世紀末為保護農民、小工業者利益的激進性鄉村運動,主要以美國人民黨為代表;俄國民粹主義則是指19世紀中期俄國知識分子倡導的一種革命思潮,這種革命思潮主張發展社會主義無需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通過小農經濟即可達到社會主義,認為革命的動力在于俄國村社農民。現代西方民粹化民主繼承了這種傳統民粹主義反體制、訴求激進化、情緒化、非理性化、短視化的社會底層立場。其次,“民粹化民主”是民粹加“民主”的民主新模式。這里的“民主”當然是西方政治理論家及其精英分子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自由主義民主”,包括西方自由民主理論的主要內容以及實踐經驗認同。對于歷史上民粹主義要求改變政權性質的激進,這一次西方民粹主義的興起則溫和得多。新民粹主義借助于現有政治制度(比如選舉制度)支持那些違反“政治正確的領導人”,新民粹主義并不推翻現有的立法、司法、行政等政權組織,而是積極利用這些現有的制度體系盡最大可能地贏得合法性。不過這種合法性的認同卻使得決策結果出乎意外,無論是政治領袖的選舉還是重大政治決策的結果都很難稱作理性行為的結果,不能得到本國知識精英及國民的普遍認可,使得精英與普羅大眾之間形成分裂。因此,西方民粹化民主現象與西方自由民主理論之間這種貌合神離的關系恰恰說明了西方民主理論、民主信仰、民主實踐存在的問題。

  

   二、消費主義文化蔓延危害民主真諦

   人類從歷史走出,又以一定形式走近歷史,甚至走進歷史,歷史怪圈似乎就是人類要面臨的魔咒。西方民粹化民主一定程度上說也是在走近自己的歷史。羅伯特·達爾在論述政治平等時,認為利他主義、同情、移情、憐憫、嫉妒、憤怒、義憤、仇恨等情感是促進人類政治平等的動力。達爾用僧帽猴(capuchin monkey)實驗與人類政治行為相關聯,在認同僧帽猴實驗結果的基礎上提出人類會像猴子一樣受到情感的指引,即收獲的分配和對結果的可能替代的選擇給予人們判斷公平感于人類來說是重要的驅動力。[8]26羅伯特·達爾從現代科學實驗出發闡述了情感與人類政治行為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情感政治學原理。對于現代民主政治中的不平等,達爾認為伴隨市場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政治文化是造成政治不平等障礙的重要原因。不過達爾根據美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堅信貪婪的消費者將變成積極公民,公民文化將取代消費主義文化。[8]68言下之意,即使資產階級欲望與激情產生的非理性政治是存在的也是暫時的;在歷史進程中,不必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不均衡發展模式擔憂,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的深度發展,資產階級會自覺尋求新的滿足感和成就形式。在達爾看來,社會本應該是一個資產階級自覺引導社會前進的過程。似乎資產階級在這場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處于了領導者地位,具有絕對的領導權。達爾這種內在的假設資產階級具有合法領導權、合法使用資本權力以及視資本主義社會政治不平等為正當合理的論證與熊彼特的論證邏輯如出一轍。熊彼特對勒龐所揭示的政治人性表示認同,他說“在激動情況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沖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4]267然而,熊彼特從政治消費者的現實感、責任感、有效感邏輯出發的認識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權力的默認,更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政治不平等現實的默認,他的理論內在地假定了資產階級消費資格的優先權。可見,資產階級的邏輯是消費市場中資本占有者具有優先消費的資格,政治市場中資本占有者同樣優先享有各種政治權利。

   事實上,達爾、熊彼特所運用的情感政治學并不是現代政治科學誕生以后才被運用來分析政治現象的,柏拉圖在古希臘雅典時期就已經用其來分析政體變化。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由欲望、激情和理智構成,當欲望與激情結合可能導致政治失序,產生壞政治;當欲望與理智結合能夠促進政治的和諧,產生好政治。[9]159-176理想的政治當然是好政治,即要讓激情與理智相結合,形成像蘇格拉底論述那樣的有節制的國家。然而,現實政治生活中,政體變遷,民主政治可能會演變為欲望與激情相結合的極權政治。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繼承得以提出正宗政體與變態政體的基礎。從這里可以看出,似乎現代民主政治民粹化的規律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歷史規律。不過,現代民主政治畢竟是經歷了2500多年以后的民主政治,如果將民粹化民主僅僅視為“古典民主內涵民粹基因決定的結果”[10]不免有宿命論之嫌疑,嫌疑背后可能是對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成就的極大忽視。只不過,西方民主政治理論家為了建構一種維護資本主義文化及其制度的自由民主理論可能忘記了柏拉圖的警示,正所謂“極端的奴役來自于極端的自由”[9]342。從這個層次分析,西方自由民主理論不僅不是對古典理論的超越,反而是古典民主理論的回歸,不是回歸到古典民主理論上的好政治,而是回歸到古典民主理論的壞政治。如果從情感政治學的古典原理出發,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論不僅沒有繼承近代民主政治理論的好基因,反而舍棄了近代民主政治理論的實質性探索,否定了近代政治民主理論中的政治價值精髓。另外,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理論對資本占有者資本權力的內在認同與古希臘時期將人分為自由民、外邦人、公民、奴隸的等級制度也有類似。盡管歷史已經讓奴隸一詞不在,但政治權力的占有和政治權利的享有卻明顯地呈現出序列、等級觀念,資本占有者當然的資格獲得,其本質上是一種專制的等級觀念。

理論的不道德與非正義并不等于現實中公民就能夠察覺。對真相的隱藏反而迎合了精英主義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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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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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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