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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思思:從赤腳醫生到儀式專家:傳統知識在鄉村社會中的延續——一項閱讀史的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78 次 更新時間:2019-12-11 09:11:02

進入專題: 赤腳醫生   儀式專家   傳統知識   鄉村社會  

董思思  

   【內容提要】 本文討論的是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中傳統知識的傳承問題。在這一時期,國家出于意識形態的考量,一方面在國民教育中推行新課本,另一方面則嚴格管控“舊書”的流通,試圖借此改造鄉村社會的傳統文化。但是,在一些經濟模式相對穩定的鄉村社會,其日常生活仍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傳統經驗運作,也因此,承載著傳統知識的“舊書”在政治運動中得以保存。本研究的主要受訪者均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出生,作為回鄉知青,他們出于生計考慮,加之國家醫療政策的推動,選擇成為赤腳醫生。在對醫書與其他“舊書”的接觸中,他們習得鄉村社會的傳統知識,并在經濟因素和鄉村日常生活邏輯的雙重影響下,在后集體化時期不約而同地成為儀式專家,以滿足鄉民的精神需求和社會需求。

   【關鍵詞】 閱讀史,集體化時期,儀式專家

  

   一、引言

  

   在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的文化傳統受到了新政權的深刻影響。一方面,傳統宗族組織和宗族關系受到沉重打擊,宗族的精英分子、經濟基礎,以及社會職能都被國家政權所取代;另一方面,傳統風俗習慣被當成“封建迷信”而加以取締。①20世紀80年代以降,集體化時期之后,宗族、民間信仰等傳統文化和社會組織迅速重現于鄉村社會。許多人類學家以民族志的形式記錄了這一歷史過程。其中,這一過程的主事者主要是鄉村中的老人精英。在甘肅大川,負責重修孔廟的是一群“頗有傳統文史知識,掌握文化權威”的老人;②在安徽李家樓,重新修譜的領導者是一位曾經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擔任公職,后來又“當過算命先生、占卜者和針灸醫生”的老者,而且,為祖先立碑而成立的籌委會也以在族親和地方群眾中享有威望的老人家為主。③張小軍將這一特點稱之為鄉村的“老人政治”,并探討了老人精英在宗族“復興”中發揮主要作用的原因,認為其主要來源于社會主義和黨的權力之積累,以及國家政治生態的影響和對恢復傳統文化的鼓勵。與這些老人相比,大多數年輕人對傳統文化似乎并不感興趣。④與之相應,前輩學者的研究均未過多關注年輕一代在傳統文化回歸中的作用。丁荷生(Kenneth Dean)在討論福建的道教儀式和民間祭儀在80年代的回歸時,強調了海外華人在這一過程中起到的作用;⑤景軍則指出由于“熟悉傳統儀式的老一輩人已經作古,而且宗教文本與器具遭到大面積破壞”,因此廟宇崇拜與廟會組織并不容易恢復。⑥

   與上述學者觀察到的情況有所不同,2016年以來,筆者在福建省永泰縣進行的田野調查中發現,當地的傳統文化和知識在整個集體化時期都延續了下來,其中除了老人精英之外,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筆者調查的Z村、B村和N村⑦等村莊中,原本在村衛生所工作的赤腳醫生⑧均不約而同地承擔起了儀式專家的部分職責,為鄉民擇日、選地、看風水,代寫各種儀式性和事務性文本。對于這一現象,我們似乎可以提出以下問題:集體化時期,在國家對鄉村社會文化進行嚴格管控的背景下,這些出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接受了意識形態教育的群體是如何習得在當時被視為“四舊”的傳統文化的?他們又為何要介入傳統知識的延續?以及,為何是“赤腳醫生”而不是其他身份的同代人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這些問題指向的是鄉土社會中知識的傳承機制。在一個理想型的“農民社會”中,穩定的世代更替和空間的隔絕,使得知識的傳承通過口傳心授即可完成,不必借助文字。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便認為中國傳統村落之間是一種孤立、隔膜的狀態。⑨這一結論遭到了后來學者的挑戰。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從市場的角度出發,指出鄉民的社交邊界應當是市場共同體而非村落。⑩黃宗智在對華北鄉村的討論中則注意到了不同社會階層的活動空間是有區別的。由于經濟原因,富農和貧農往往超越村莊的邊界,而中農則是最閉塞的群體。11在對前輩學者研究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劉永華通過對徽州“排日賬”的分析,進一步深入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他指出晚清鄉民的活動空間較大且空間流動性較高,在次數上也更為頻密。由此觀之,至少在明清時代的中國,鄉村社會的活動空間并不如想象中的封閉,反之,跨地域的人口流動可能是尋常之事。12鄉村社會的開放性,意味著文字在鄉村也許并不稀見。已有一些研究指出,在明清以降的鄉村,文字的流通和使用呈現逐漸普遍的趨勢,以至于發展出了自身的文本文化。13永泰也不外如是。2016年以來,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師生在此地的田野工作中發現了數以萬計的民間文獻,其中日用類書不在少數。王振忠指出,日用類書“最為貼近民間的日常生活,其中的各種活套,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諸多慣例”14。由此可見,至少在永泰地區,借助文字傳承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知識,應當是習見之事。

   在集體化時期,口傳心授的知識傳承方式陷入了困境。由于國家對鄉村社會文化的嚴格管控,其文化實踐至少在公開場合完全無法進行,使得下一代人幾乎無法通過觀察、模仿和實踐獲取知識。例如,大川孔廟的年輕人就完全不知道祭孔儀式該如何操作。在這一背景下,鄉村社會中書籍的意義被凸顯出來,成為知識傳承唯一的渠道。在其后的“傳統文化復興”中,鄉民們往往求助于在政治運動中殘留下來的“舊書”,從中尋找傳統。另一方面,在集體化時期的鄉村社會,國家開展了一系列以意識形態教育和政治認同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書籍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新中國成立之初開始的掃盲運動,到其后的“學毛著”“破四舊”“立四新”,對書籍的閱讀和學習都是工作重點。國家在對鄉村社會中原有的各種書籍進行清理的同時,大力推行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革命書籍,二者相輔相成。

   概言之,在集體化時期的鄉村社會,書籍在知識傳承和教化民眾方面都具備重要作用。那么從閱讀史的角度出發,考察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有哪些書籍,以及這些書籍如何在接受意識形態教育的一代人之間流通和使用,或可回答上文提出的問題。受資料所限,已有的中國閱讀史研究以面向文化精英為主,對于普通民眾的閱讀史研究則往往面臨著資料不足的困境。正如張仲民所言:“中國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樣保存下來的許多下層人士的資料……下層民眾自己留下的文字記錄更是極端稀缺。”15不過,在集體化時期,資料問題部分地得到了解決。由于該時期去今未遠,許多歷史事件的親歷人仍然在世,這使得通過田野調查和訪談來獲取史料成為可能。同時,隨著集體化時期農村基層檔案近年來進入學術視野,也使我們能夠對農村基層社會的具體情況有更為細致的了解,本文所使用的部分材料就來源于福建省永泰縣某大隊保藏的檔案。資料的支撐使得我們對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中的書籍及其使用情況進行初步考察成為可能。

  

   二、教育類書籍中的政治認同

  

   在筆者調查的數個村莊中,幾位曾經擔任赤腳醫生的受訪者都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出生的,他們年齡相仿,受教育經歷也大致相同,基本可以認為是同一代人。Z村衛生所的郭醫生,出生于1961年,今年不到60歲。他1969年進入Z大隊小學讀書,1974年小學畢業后進入A公社中學,先后讀完初中和高中,1979年高考失利后返回村里。16隔壁B村衛生所的鮑醫生比郭醫生小一歲,是1962年生人。他1971年進入Z大隊小學讀書,四年級轉入Y大隊小學,1977年中考進入A公社中學讀高中,和郭醫生參加了同一屆高考,同樣以幾分之差落榜。17與前兩位相比,隔壁N村的倪醫生年紀稍長,他出生于1953年,7歲到Y大隊小學就讀,1968年到A公社讀了一年初中后便輟學返鄉。18

   與之相比,在新中國成立時已經或接近成年的上一代人,其受教育經歷頗為不同。景軍筆下的大川孔廟負責人中,有幾位在接受學校教育之外,還接受過更為重要的擔任“禮生”的訓練,更老一代的讀書人將祭孔儀式的原則與程序傳授給了他們。景軍稱其為孔家“最后一代受過古典教育的人”,這也是在重建孔廟過程中由其主事的原因之一。19大川這些老人家的受教育經歷,和永泰的同代人頗有類似之處,后者同樣要學習與鄉村社會密切相關的傳統知識,這種學習往往都在私塾完成。一位年長的受訪者回憶,新中國成立之前,本村的幾戶人家共同從鄰鄉延請了一位老師設立私塾,他大約在八九歲時進入私塾讀了一年書,學習內容包括《三字經》《論語》《千字文》以及一本雜字20等,此后才轉入鄰村的公辦小學繼續讀書,小學開設國文、算術等課程,且有配發的課本。21另一位年長的受訪者也提到自己的二哥(現年八十多歲)雖然是中學畢業,但新中國成立前也讀過私塾,同樣學的是雜字一類的書籍,因此會寫契約之類的應用文類。這一技能在集體化時期意外地派上了用場。1952年,縣里搞土地確權,卻沒人會填寫土地證表格里諸如“四至”之類的內容,只有他的二哥能勝任這一工作。22顯然,私塾使用的某些教材與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點在下文還會展開討論。

   與之相比,公立小學中的教育類書籍則志不在此。文貴良在分析了民國政府、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后的若干種識字課本之后,得出如下結論:“從1920年代末民國政府把識字教育納入訓政建設開始,經過解放區的識字教育運動,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識字教育,識字教育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濃”23。簡言之,在國家主導下,課本的功能更側重于意識形態的培養和認同。無獨有偶,研究者同樣注意到了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的掃盲運動中所蘊含的政治意涵和訴求。滿永在對掃盲運動期間的各種文本進行分析解讀的基礎上,指出掃盲運動并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教育,而是著眼于社會主義認同構建的政治教育,希望藉此塑造農民對新國家的政治認同。24孫曉忠也指出50年代識字運動的目的是讓“農民從‘自然人’成為走進政治之內的‘政治人’”25。以上從政治層面做出的再詮釋,提示我們可以從歷史上“教化”這一觀念出發,對識字運動進行理解。對于國家而言,教育始終與意識形態的建構和認同緊密相關。通過掌握教化的權力,國家得以保證政權的穩定和行政的暢通。如梁其姿指出:“教化民眾是國家的任務,它對維護國家意識形態是如此的重要……”26因此,國家對于教化的重視其來有自,一以貫之。20世紀以降,在現代化國家的建設進程中,國家權力進一步下滲到個人層面,更加強了國家對鄉村社會施行教化的力度。這種力度并不僅僅體現在運動式掃盲的讀本當中,在更為日常的國民教育中,同樣經由課本、報刊等書籍而呈現出來。

   根據三位“赤腳醫生”對各自在校期間所讀書籍之回憶,我們也能夠證實以上的推論。年紀稍長的倪醫生提到,20世紀60年代初還沒有通往縣城的公路,即使是課本和筆記本也要請挑夫從城關挑回學校,更遑論其他書籍。郭醫生則表示小學時除了課本,幾乎沒有任何可資閱讀的書籍,只有一些連環畫,以及兄長讀書時訂閱的《紅小兵詩刊》。和郭醫生的回憶相似,鮑醫生在小學階段也沒什么書可讀,除了規定的課本之外,同樣只找得到連環畫。直到高中,適逢“文革”結束,學校圖書館才有了一些小說與報告文學。

應該說,受訪者的個人回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時代的限制。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永泰縣各級學校中還是有一些藏書的。1955年,永泰縣清涼初級小學校還藏有圖書40本、報刊337份,以及民校使用的教材7本;古岸第一初級小學校藏有各類書刊262本;箕山第一初級小學校藏有書報刊220本,民校使用的教材5本。在此基礎上,即使去掉明顯不是以學生為閱讀對象的各類政治文獻(《關于胡風集團》《婚姻法講話》《政府工作報告》《憲法》等)、教輔材料(《課程標準》《怎樣指導作文》《□式教學研究》等)和報刊(《福建日報》等),這些藏書中仍然包括了《兒童圖畫》《少年兒童隊》《文藝小叢刊》《□劇歌本》《文化學習》《兒童時代》《新少年報》《兒童游戲》等書報刊。27不過,這些書報刊物的征訂,似乎并不是完全由學校自行訂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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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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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開放時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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