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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彥:法律與國家——西方法哲學史中的核心問題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19 次 更新時間:2019-12-09 08:44:12

進入專題: 法律與國家  

吳彥  

   哈特曾在他的《法律的概念》一書中梳理過法哲學的基本問題。他把法律與命令(或強制)之間的關系、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以及法律與規則之間的關系看成是法哲學史上三個恒久不變的問題。當然,哈特的這個梳理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恰切的,尤其是就法律的本質以及就200多年法理學發展的狀況來講是如此。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放置到一個更寬廣的領域,以及把時間拉置到更為久遠的年代,一個更為宏大和核心的問題便會浮現出來。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對于法律本質的思考,而且還涉及法律在整個人類公共活動中的位置和角色,它們支配著我們對于法律的一般性思考,這便是法律與國家的關系問題。或者,如果說“國家”這個概念是一個相對比較晚近和現代的概念,那么這個問題所關注的即是法律和政治的關系問題。這也在某種意義上說明,有關法律的思考(亦即通常意義上所講的“法哲學”)為何不可能從有關政治和道德的思考(亦即“政治哲學”)中分離出來。

  

   法律與國家思考的三種模式

  

   就西方整個法哲學思想的發展來看,不同的時代對于法律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的處理方式以及側重的要點都會有所不同。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大致可以分出三種不同的模式:第一種是以國家思考為核心的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法律被置于一個相對比較次要的位置。在這里,盡管也強調立法者,盡管也強調法治之于人治的重要性,但是,核心的是國家與善(道德)的關系問題。我們也可以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城邦模式。第二種則是以法律為核心。國家的活動(政治活動)或道德的活動都必須在法律之下予以評價,也可以把這一模式稱為“法律主義”(legalism)。第三種側重點重新回到國家。但此時的國家與第一種模式所講的國家,無論是就它們的內涵,還是就它們與其他要素——尤其是道德和法律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城邦模式中,國家問題的著重點在于道德生活,法律被置于一個相對邊緣的位置。但是在第三種模式中,國家問題的著重點轉向了“統一”和“支配”,所以主權問題被作為一個核心問題凸顯出來,無論是國家的內部秩序還是外部秩序,都圍繞著這個基本觀念而展開。因為經歷了第二種模式(法律主義模式)的洗禮,所以,第三種模式的國家又不得不把法律的問題置于他們著重考慮的范圍之內。

   這也衍生出多種不同的思考模式:一是國家(或國家意志,或組成國家意志的人民的意志,或民族的精神)作為法律的淵源(早期法律實證主義(奧斯丁與邊沁)、歷史法學);另一是法律秩序超出并立于國家之上(自然法模式);再者就是直接把國家看成法律秩序(凱爾森)。我們也把這第三種模式稱為“現代國家—法律模式”。下面就這三種模式作進一步的闡述。

  

   城邦模式:國家思考的主導性

  

   在古典時代,除了柏拉圖的《法律篇》之外,我們很少看到再有專門論述法律的著述,普遍的都是“論城邦”,不管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其標題都是有關“城邦”的研究,亦即有關城邦這種國家形式的研究。在他們有關人類生活形式的基本思考中,也是把沉思的生活、技藝和行動(核心便是政治活動)視為人的三種最基本的存在樣式。法律是被作為政治的一部分,或被作為立法者的技藝來加以看待的,并沒有專門的研究法律的學問,也沒有形成成熟的獨立于城邦之外的法律的觀念,盡管那個時期可以看到自然法的萌芽——無論是希臘悲劇中的安提戈涅還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正義——但是,在后來發展起來的作為宇宙秩序而不是某個特定政治體之秩序的普遍法觀念,在這個時期是極為匱乏的。

   因此,此時的城邦,或此時的政治觀念是不強調現代意義的法治的。現代法治的要點在于限制國家權力,亦即用法律來約束國家或政府,這是在一種對國家極不信任的狀態下形成的基本觀念。但城邦時期的世界,人們對于政治的看法是抱持極為樂觀的態度的,“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動物”,政治不是對立于人的,而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或使人獲得完善所必須的條件。所以國家和法律的對立,在那個時候是一種極為陌生的觀念。所謂的法治,其著眼點不在限制和約束國家,不在于使政府成為一個有限的政府,而是在于用法律來進行治理可以排除私人意志和私人專斷,從而使國家或政府的運行更好地服務于公共善(common good)而不是私人利益(private good)。

   因此,城邦模式是一個統合性的模式。政治就其本身來講是帶有道德意圖的,因此它在服務于道德生活的同時,把法律也囊括其中,將其作為一種技藝或一種與人的明智德性(prudentia/pronesis)相關的東西,法律無非就是人的明智德性對于正義的一種運用而已。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后來羅馬人在構造法學(juris-prudentia)一詞時所受的希臘觀念的深刻影響。

  

   法律主義模式:古羅馬和中世紀

  

   走出城邦模式是從城邦本身的衰敗開始的,希臘化時期的斯多葛學派是最早致力于走出這一模式的思想家。他們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不再把城邦作為思考的核心,而是把宇宙和支配宇宙之基本運行的法律作為其思考的核心。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后世的人們才普遍將他們看成是自然法思想最早的先驅。普遍法律觀念的盛行與現實政治的現狀(帝國的建立)形成相互吻合之勢——城邦觀念向世界城邦觀念(亦即帝國觀念)的過程——并持續支配了后來1000多年有關法律和政治的基本思考。

   羅馬時期的思想世界,在擺脫城邦模式的同時,開始逐漸發展出各種有關法律的學說,并形成了影響后世甚巨的羅馬法學。但此時的法學,其著重點不在國家和政治生活,而在于公民生活,因此,羅馬法學從根本上來講是一種私法學。在法律與國家的關系問題上,此時的法學是相對漠視的。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家問題在希臘城邦時期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了,人們不再把城邦作為討論政治和法律問題的首要關注對象,相反,他們把法律本身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予以研究。但是此時的法律仍然被看成是政治的一種技藝,只是到了帝國的崩潰,封建秩序的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法律主義模式才開始盛行起來。

   中世紀的法律和政治思想一直為人們所忽視,但晚近的研究越來越真切地指出,現代的政法世界中的很多東西都脫胎于中世紀。不管是代議制、立憲主義,還是主權觀念,所有這些,都淵源于中世紀的法律和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說,現代早期的國家觀念就是對中世紀的法律主義的一種直接反抗。中世紀法律主義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法律的至高性,恰如卡萊爾兄弟在他們經典的《中世紀政治理論史》一書中所講的那樣:“如果我們不知道中世紀國家中的最高權威既不是統治者也不是國王或皇帝,而是法律,那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中世紀的政治思想。”

   法律至高性的觀念在托馬斯·阿奎那的體系中也顯露無疑。他的體系從中世紀中葉開始就一直支配著后來所有有關法律的討論,并通過蘇亞雷斯(Suarez)影響到格勞秀斯,通過英國的胡克(Richard Hook)而影響到洛克。在阿奎那最著名的《神學大全》中,除了《論上帝》一篇之外,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他的《論法律》一篇,這一篇章成為后世自然法學說一再返回過來尋找思想源泉的資源。在《論法律》一篇中,法律被界定為由對共同體負有照看責任的權威所頒布的致力于共同善的理性安排。在這里,國家和統治者是被置于法律之下而被加以設想的,盡管法律是由權威者頒布,但這僅僅只能說是“頒布”,而不能說是創造,除了上帝之外,但上帝也不能或不會創造不符合理性的法律。因此,法律擁有其自身的邏輯和它自己內在的規定性。這對后世的法律觀念,尤其是自然法觀念影響甚巨。但是與現代法律觀念不同的是,這里的法律是有雙重限定的,一是它與理性相關,所以它必須是合乎理性的(reasonableness);二是它必須致力于公共善(common good),也就是說,它是有一個目的指向的。這兩點在現代法律觀念中都被逐漸祛除掉了,不是被代之以意志(法律被看成是意志的產物),就是被代之以其他的目的觀念,公共善在人們對于政治和法律的思考中逐漸失去了原本所擁有的那種重要性。

  

   現代“國家—法律”模式

  

   現代國家的誕生從根本意義上就是對法律主義模式的一種突破,因此其采取的最初形式往往是絕對主義國家,其看重的最核心的觀念往往是“主權”觀念。這是普遍法律秩序衰落之后必然導致的一個結果。國家從普遍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主張自己的最高性,主張它擁有制定屬于它自己的法律的絕對權威,排除任何高級法的約束。現代國家就是在與法律的斗爭中登上歷史舞臺的。它把在中世紀流行的法律與國家的關系完全顛倒了過來。新的世界秩序便是由這種顛倒促生的,在這里,處于核心位置的不再是統攝一切的法律,而是各個獨立的、作為主權者和至高者本身的國家。

   但是,作為這樣一個絕對的國家,當其權力擴展至它的本性所能及的最大范圍之外的時候,它便遇到了對抗它的其他力量,尤其是道德的力量。“如何看待并約束這樣一個絕對國家”這一問題在絕對主義國家戰勝宗教和突破之前的法律主義模式之后便立馬凸顯出來。歷史的進程開始了又一次新的綜合,在中世紀中晚期即已有所萌芽的立憲主義和個人權利觀念,被作為對抗絕對主義國家的最主要的手段而凸顯出來。自由主義便由此孕育而生,其核心的觀念一是在于對個人自由的強調,二是用法律來約束國家權力。因此,法律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開始了一段新的歷程:自然和形而上學的約束在現代早期被逐漸祛除掉之后,在中世紀盛行的統一自然法的模式也隨之消失,從而被代之以各個單一國家為主導的模式。接著,在對抗國家權力的絕對性的時候,盡管他們也訴諸自然法的淵源,但開啟的卻是一個新的紀元。他們不是從超越國家的統一法律秩序來對抗這個國家,而是從國家之內設立起新的主權者——亦即個人及其自由——來對抗之,并以此在國家“之內”建立法律秩序(國家法模式),而不是在其“之上”建立法律秩序(自然法模式)。由此,法哲學的歷史開啟了一個所謂的法治國(Rechtstaat)或法治(Rule of Law)的階段,在這里,核心的要點便是一種不同于之前兩個歷史階段的全新的法律與國家間的關系。

   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人類交往的頻繁,以國家及其內部法律秩序為思考核心的第三種模式也正在遭遇越來越現實的挑戰。當我們把整個人類看成一個共同體,在地球一端所作的一個行為舉止很容易就能影響到地球的另一端,人們普遍感受到相互之間的影響之后,一種新的法權的意識也必然會逐漸孕育出來。那時,對于國家與法律之間的關系的思考也會再次凸顯出來,并發生某種可能的深刻的變化。而這很有可能就是我們未來的重點的思考任務。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進入專題: 法律與國家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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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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