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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有關郭沫若的五個流言及真偽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373 次 更新時間:2019-12-08 22:42:16

進入專題: 郭沫若   學術研究范式   文學觀念  

李斌  

   摘要: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有著重要影響卻飽受爭議的知識分子。郭沫若需要反思,但很多反思建立在不實之詞的基礎上。現選擇了有關郭沫若的婚戀情況、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批評、十七年期間的表現、《李白與杜甫》的創作動機等流言,逐一分析這些流言的產生、傳播,并通過可靠的文獻史料揭示真相。這些流言的產生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研究范式及文學觀念的轉變有關,借助“反思郭沫若”的思潮廣泛傳播,對建立在“流言”基礎上的“反思郭沫若”進行反思,也是省思當前盛行的一些有關學術和文學的觀念結構的內在需要。

   關鍵詞:郭沫若 學術研究范式 文學觀念

   作者李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副研究員(北京100732)。

  

   郭沫若是一位在文學、史學、考古學、翻譯等多個領域有著重要成就,在20世紀中國有著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但他也飽受爭議,不同知識背景、人生經歷和學術立場的人,對郭沫若會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在郭沫若研究界,對于郭沫若的思想和人生選擇也存在諸多分歧。通過近年來的研究,筆者對郭沫若的思想和身份形成了三點基本認識。

   首先,郭沫若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五四時期,郭沫若是浪漫主義詩人,是創造社的主要負責人。1924年,他翻譯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在翻譯過程中,他以列寧學說和蘇俄道路為參照,批判了河上肇的觀點,逐漸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不久,他又參加了北伐戰爭,經過實際戰爭的淬礪,更加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念。[1]從1924年到北伐戰爭,這段時間是他思想的轉變過程。他曾經多次說,在翻譯完《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后,他的思想就定型了,再也沒有改變。遺憾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學術界淡化了郭沫若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無論是研究郭沫若的文學創作,還是研究郭沫若的史學成就,一些有影響的學者寧愿對他在五四時期形成的“青春型”人格[2]或米海利斯考古學著述的影響[3]濃墨重彩,也不愿意強調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學界對郭沫若思想信仰研究的淡化,導致一些關于郭沫若是“墻頭草”、“無節操”的說法有機可乘。

   其次,郭沫若是中共長期的秘密黨員,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

   在南昌起義撤退途中,郭沫若由周恩來和李一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是中國共產黨處境最為危險的時候,國民黨正在清黨,很多優秀的共產黨員都被殺害了,也有很多共產黨員意志不堅定而脫黨。郭沫若在這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充分說明了他認同中共的革命理念,并甘愿為此獻身。這當然就絕不是人們所說的投機文人了。

   抗戰爆發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國內。其公開身份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實際上,他回國后就恢復了組織關系,是周恩來單線領導下的秘密黨員。他以代號“K”繳納黨費,他的身份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連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不知道,這一身份一直保持到1958年重新入黨。[4]對這一身份的揭示,除當事人吳奚如和女兒郭平英的相關文章外,郭沫若紀念館后罩房“媽媽屋”展出的一封信是最直接的資料。鄧穎超在這封1938年5月18日給于立群的信中說:“親愛的媳婦小于:好多天不見你,常常想念著你那個小樣,怪可愛的!你最惦記著的問題已經代你辦好了,我和沫若兄二人作介紹人,請你準備好加進來罷!”這是鄧穎超通知于立群,她和郭沫若介紹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果郭沫若當時不是中共黨員,他有什么資格介紹別人入黨?對于這個身份,很多學者不大明確。我到郭沫若紀念館工作后,有一位學者每年都將他指責郭沫若脫黨的文章寄給我,也有研究者公開質疑郭沫若在抗戰時期的秘密黨員身份,[5]還有研究者認為中共和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爭奪郭沫若,因為中共對郭沫若禮遇有加,郭沫若才支持中共的。正因為否定了郭沫若作為隱蔽戰線的秘密黨員身份,關于郭沫若獻媚投機的說法自然就多起來了。

   最后,郭沫若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都為中共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服務。1928年流亡日本,郭沫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寫下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本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開山之作。這本著作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介入了當時的理論斗爭。當時理論界正在討論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以驗證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否適合中國國情。很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不適合中國國情,郭沫若通過歷史研究表明,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以此證明了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是具有合法性的科學道路。他后來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更好地為現實革命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寫了很多白話詩,有些學者認為這些詩不是詩,是大白話,但郭沫若的目的是婦孺皆懂,充分發揮詩歌為生產建設服務的功效。

   下文對有關郭沫若的五個流言及真相的分析正是建立在這三點基本認識的基礎之上。

  

   一

   第一個流言:郭沫若兩性關系混亂,對于立忱始亂終棄。這個流言越傳越不堪,甚至傳到了這樣的程度:1979年于立群在整理郭沫若遺物時發現郭沫若和于立忱的混亂關系后不堪羞辱而自殺,或郭沫若娶了姊妹花,玩弄女性,等等。

   這個流言是從哪里來的呢?來自謝冰瑩發表在臺灣《聯合報》1984年6月15日上的《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謝冰瑩回憶近50年前,有一天她的閨蜜于立忱在醫院,讓謝冰瑩去看她,謝冰瑩以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發現是在產房做人流手術。于立忱流著眼淚告訴謝冰瑩,這都是郭沫若那個大騙子害的。整篇文章就寫了這樣一個故事。這故事后來廣泛流傳,成為郭沫若玩弄女性的濫觴。那么,這篇文章是真的嗎?這需要結合時代背景和其他相關人的言論仔細分析這個故事的縫隙。

   首先,一位老人回憶50年前的往事居然像劇本一樣,你一言我一語歷歷在目,非常清晰。但我們回憶往事的時候,會一個字一個字都能回憶出來嗎?

   其次,歷史研究講究證據。謝冰瑩這篇文章發表在郭沫若和于立忱都去世之后,當事人都已過世了,你要怎么說就怎么說。為什么不在人家生前說?你在人家生前說,若你說得不對,人家還可以糾正,但你偏偏在死后說。況且,只有謝冰瑩一個人在說這件事,其他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竟然都不知道,這可能是真的嗎?孤證不足為憑。

   再次,謝冰瑩講的故事跟知情人士林林的回憶恰好有出入。林林跟于立忱、于立群關系很好,他們當時都做新聞記者。林林說于立忱病重時住在他家,謝冰瑩沒有參加于立忱的葬禮。[6]謝冰瑩若真是于立忱的閨蜜,于立忱病重的時候,為什么要去一個男性家住,不去閨蜜家住?如果謝冰瑩真是于立忱的閨蜜,閨蜜死了為什么不參加葬禮?這恰好說明了謝冰瑩和于立忱沒什么關系。于立忱即便有了那樣私密的事情,也不會告訴謝冰瑩。

   最后,這篇文章寫作有它特殊的背景。文章最后幾段大力歌頌“領袖”蔣介石,并說“領袖”蔣介石曾經非常器重“墮落文人”郭沫若,但他根本就不領“領袖”的恩情,幾次背叛“領袖”。讀到這里當能明白,此文是在冷戰的特殊背景下,意識形態立場不同的國民黨人用了偽造歷史的方式詛咒一位堅定的中共黨員。

   很多人不注意這篇回憶的真偽,對它大肆宣揚,這就成了郭沫若玩弄姊妹花的來源。真相是什么呢?郭沫若和于立忱確實有過交往,郭沫若都清楚地寫在了他的作品里。[7]當時郭沫若正在東京流亡,而于立忱則是《大公報》駐東京特派記者。于立忱去拜訪郭沫若,郭沫若帶著郁達夫去回訪。后來于立忱回國了。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秘密回國,發現于立忱已經去世,就寫了《斷線風箏》,感嘆自己的命運跟于立忱有些相像。他還兩次拜謁于立忱的墓,把《詠風箏》這首詩寫下來送給于立群。于立忱和郭沫若可以說是比較好的朋友關系,沒有超出朋友之上的兩性關系。如果真有不清不楚的關系,一同去拜訪的郁達夫不會看不出來。以郁達夫的性格,他看出來了不會不寫出來。即便郁達夫不寫出來,也可能有其他當事人寫出來。

   那個時代的人有過幾次婚姻經歷是正常的。郭沫若的發妻是張瓊華,兩人的婚姻是郭沫若20歲的時候由母親包辦的。結婚那天他就不滿意,很快就離開家鄉去日本留學。[8]他在日本跟護士安娜有了愛情,一起生活了21年。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郭沫若秘密回國,因日本警方監視,他不能帶妻兒。郭沫若回到國內和于立群結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過了40年。婚姻之外,他只對一個人產生過感情,那就是大革命時期的安琳。南昌起義撤退時,安琳作為女戰士照顧郭沫若,由此產生了短暫的感情。郭沫若對安琳的感情,安娜和于立群都知道,他還寫在自己的作品里,[9]對此,熟悉郭沫若的人都知道。除此之外,郭沫若沒有任何緋聞。1938年起,郭沫若一直是文化戰線的領導人,所有的歌舞影星都是他的部下,但他沒有跟任何人產生過緋聞。

   有學者告訴我,關于郭沫若的婚戀情況,不屬于學術問題,大可不必花精力于此。我理解這種好意。但是,在歷史人物研究中,對一個人的指責往往從其有違道德倫理處入手,據我所知,有些有影響的學者也曾炒作郭沫若的婚戀情況。澄清郭沫若婚戀中的不實之詞,對于重新理解和評價郭沫若是不無裨益的。

  

   二

   第二個流言:因為郭沫若的批評,沈從文中途折戟,從文壇消失。

   這個說法主要來自沈從文的弟子汪曾祺。他認為,在1949年前后,對沈從文打擊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有了這篇文章后,沈從文就從文壇消失了。[10]陳徒手在《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中認為:“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11]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首先看批評的語境。

   1946年底,國共和談失敗后,周恩來被迫從上海回到延安,他接連給郭沫若寫了兩封信。在12月31日的信中,周恩來說:“國內外形勢正向孤立那反動獨裁者的途程中進展,明年將是這一斗爭艱巨而又轉變的一年。只要我們敢于面對困難,堅持人民路線,我們必能克服困難,走向勝利。孤立那反動獨裁者,需要里應外合的斗爭,你正站在里應那一面,需要民主愛國陣線的建立和擴大,你正站在陣線的前頭。艱巨的崗位有你擔負,千千萬萬的人心都向往著你。我們這一面,再有一年半載,你可看到量變質的躍進。那時,我們或者又攜手并進,或者就演那里應外合的雄壯史劇。”[12]郭沫若是中共秘密黨員,中共代表團回延安后,他仍然堅持在國統區斗爭。周恩來在這封信中給他下達了任務,要他在國統區領導民主運動,這就是郭沫若處在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上的任務和使命。

   沈從文是國統區有影響的大作家,他通過雜文議政,三次挑戰郭沫若的使命,郭沫若出于捍衛民主運動的考量,對沈從文進行了嚴厲批評。[13]

   第一次挑戰是1946年,沈從文寫了一篇長文《從現實學習》,其中兩點讓民主人士震怒。第一,他批評昆明的民主運動,認為一幫政客文人表現欲太強了,一幫銀行家的功名欲太強了,兩相結合起來就形成“民主堡壘”;他所謂的“表現欲”太強的人包括聞一多、李公樸、費孝通、吳晗等民盟領導人。第二,當時正在進行聯合政府的談判,準備組織一個由各黨派選出的40人組成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來取代國民黨控制下的國民政府,委員有1/3的否決權,中共和民盟聯合起來想要爭取14個委員的名額。這件事在當時爭斗得很激烈。沈從文看不過了,他說,你們這些人爭來爭去,不就是想當官嗎?實際上他是曲解了。為什么要爭14個名額?因為這是關于國民政府委員會的性質是聯合政府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決定性因素。但他理解不了這一點。

《從現實學習》發表后受到了很多批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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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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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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