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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秀山:我是怎樣喜歡起哲學來的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45 次 更新時間:2019-12-07 23:00:16

進入專題: 哲學研究  

葉秀山 (進入專欄)  


   這幾年常感到有不少事需要從頭學起,從頭做起,可是《社會科學評論》編輯部來信讓談一點總結經驗性的問題,把我的思想引向了“過去”。“過去”有什么可談的呢?也許借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只要我“尚在”(Dasein),“過去”就不是已不再存在的事,而是曾經存在的事,是“曾在”(Gewesene)。“曾在”統一于“現在”之中,并設計著“將在”。所以,談一點經驗性的體會,不是緬懷過去,而是面對未來。

  

   幾十年來,“哲學”和我的關系,由一種偶然的,外在的職業關系,變成內在的,不可分的我的一部分,像馮(友蘭)先生常說的,成為“安息立命之處”,所以我想說的,就圍繞著這樣一個中心題目:我怎樣喜歡起哲學來了。

  

   我的“智力”“開化”得很晚,在學校時一直也不是個用功的學生。小時候父親對我的學習只抓兩件事,英語和寫字,但我都沒有學好。我初中畢業時正是上海快解放的時候。解放前夕國民黨倉皇脫逃,上海各中學人心浮動,紀律松弛,我這個不用功的學生倒是鉆了空子整天瞎混,不好好讀書,至今還深感我的中學基礎太差,就像一幢房子,蓋了好幾層樓了,但下面的基礎還要時常修補才好。

  

   高中二年級起,大概因為這個學校辦得不好,學生紛紛轉學,本來好幾個班的同學,一下子只剩下十幾個人了。人一少,同學之間的關系反倒接近起來了。班里有幾個大一點的同學喜歡寫作,發表過文章,我受了他們的影響,也想寫點什么。可是我向來不用功讀書,腦子空空,哪里去找“好詞”“好句子”?那時呂叔湘、朱德熙先生在報上連載的《語法修辭講話》出了單行本,我就認認真真地學了起來,讀的時候每個例句都要跟前后講的道理聯系起來想通了,弄懂了。這本書對我的好處可真大,我不但學會了遣詞用字,而且培養了一種對語言、對邏輯的興趣,通過它,我學會了“動腦筋”。這本書大概可以說我“智力”上“開竅”的第一步。就寫作來說,我認為也還有另一種好處:我不是從背古書、范文入手,而是由實例學一種“方法”,根據這種方法,寫我自己的意思,“成語”是后來積累起來的,所以我的文章不夠典雅,但少陳詞。

  

   總之,我開始重視語文、寫作,開始想問題,用腦子了。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引起了當時一位老師的注意。這位劉檀貴老師是在德國學哲學的,但卻在我們學校教“解析幾何”。他教的課我沒有學好,但覺得“哲學”是要人動腦子的,所以就愿意接近他。那時學校老師組織學習《矛盾論》,劉先生就叫我去聽他們的討論,大概這是我最初正式接觸哲學。但我報考哲學系卻有點偶然性。

  

   我原是愛寫作的,覺得新聞的報道、評論最快,所以我常想當個新聞記者。有時也寫點學校的小新聞、小評論,有的居然登了,一個暑期還在報館勤工儉學,每天聞著新鮮的油墨味道,心里有說不出的愉快。

  

   我在一九五二年高中畢業報考大學,正趕上院系調整。當時我選好兩個志愿:哲學和新聞。主管填表格的老師說,現在院系調整,哲學和新聞全國只有一個大學有,不能同時報,并發表他自己的意見說,哲學很玄,不好學,又在北方,新聞設在復旦,是本區,會照顧的,不如報了新聞。他老先生不讓同時報兩個系,我心里就老大不快,后面那番建議,更聽不進去,偏偏就報了哲學。

  

   于是我就在一九五二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

  

   那位主管報名的老師說得不錯,果然院系調整后把全國各大學的哲學系都合并到北大,當時著名的哲學家幾乎全都集中在那里。

  

   在這樣的條件下我雖然仍不是好學生,但總是打下了一點基礎。我們入學時,北大的老師剛經過思想改造,有一些知名的老教授不開課了,而課程設置上也強調了馬列主義基礎。辯證唯物主義等課程都由當時比較年輕的老師擔當。這些老師理論上都是很強的,我得他們的益處很多。

  

   記得當時的辯證唯物主義課是從人民大學請來蕭前先生主講的,當時蕭先生講課條理清晰,深入淺出,而且風度翩翩,給我們這些青年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還有一位王雨田先生主講馬列原著選讀,指導我們讀了《費爾巴哈論》、《反杜林論》等經典著作,對培養讀原著的習慣是很有幫助的。

  

   “邏輯”也是我喜歡上的課,開課的晏成書先生講得很清楚,她在黑板上寫的字非常秀氣,學生們都很尊敬她,但有一次考試她給了我一個“良”,我覺得很喪氣,就不想在邏輯上下功夫了。

  

   有一學期,張岱年先生給我們開“中國哲學史”,我當時一點也不喜歡“中國哲學史”,但他的課卻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發現張先生的講稿上在每位哲學家的名下只有幾段原話,根據這幾句話,張先生要發揮自己的意思,分析得清清楚楚。這幾段話就是那位哲學家的較要害部分,張先生的分析也就是“切中要害”。這樣的課,給學生的印象極其深刻。發下的講稿也是那樣,在幾段話下,有張先生“畫龍點睛”式的扼要分析。這份講稿,對我這個不用功的學生來說,簡直是“至寶”,因為只要記下那幾段要害的話,加上張先生的基本分析,自己也可以發揮一通,考試就不怕了;所以別看我不喜歡“中國哲學史”,但考試成績卻都是“優”,張先生當時說“葉秀山會背”。

  

   當然,這門課對我的幫助絕不只是應付考試,我對中國哲學史之所以有一點輪廓性的知識,全是張先生那門課的基礎,而張先生要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攝取那樣要害的內容,得有多少功力,這是我后來才慢慢體會出來的。

  

   與張先生“中國哲學史”相對照的,是“西方哲學史”這門課,當時是一位蘇聯專家開的。據說這位專家是很好的人,和我們很友好,回國后受到排擠,但他的這門課卻絕不能說好。在課堂上他只是念講稿,由王太慶先生翻譯,而發下來的講義又和課上念的一字不差。內容方面更是老一套,某某的“認識論”、“自然觀”、“社會觀”等,把一個哲學家完整思想分割得支離破碎。

  

   最煩人的是他講了許多他們少數民族的哲學家,這在他當然是很有理由的,但卻苦了我們這些中國學生,名字都記不住;幸好他不主持考試,主考老師是張世英先生,說這些哲學家不考了,算是救了我們。當然,我那時對外語沒有興趣,否則常聽他用俄語講課,又有王先生的翻譯,對學俄語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蘇聯專家的“西方哲學史”既然引不起興趣,但我以后又偏偏在哲學中選擇了西方哲學史做專業,這里面當別有原因。

  

   大概因為我們是院系調整后第一屆學生,系里比較重視,規定畢業生要寫畢業論文,最后一年邊上課,邊寫論文。論文選題發下來了,我一看,沒有我喜歡的。原來我入學以來,仍舊保持著中學時代的興趣,時而寫點文學評論,雖然只有一篇登出來的,但總想學了哲學搞美學,也算是與文學藝術有了關系。可是論文選題中只有“藝術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算是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一個小題,而且聲明沒有老師指導。我們幾個喜歡美學的同學向系里反映無效,只得在一大堆現成的題目中亂選。當時許多同學都有了對口選擇,有選邏輯的,有選中國哲學史的,當然多數是選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就是西方哲學史的題目沒有人選,大半是那位蘇聯專家教課的結果。既然沒人選我就來它一個。西方哲學史一共四道題,休謨、康德、黑格爾,還有一個不記得了。我選了一個“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論”。為什么選這個題,已經說不清了,只覺得這四個題目對我都一個樣的陌生,選哪個都一樣。也許是選了最陌生的一個。接著陳啟偉選了休謨,葛樹先選了黑格爾,還有一個題目始終沒人選。這一選擇,真有點“定終身”的意味,至少對其中兩個人是這樣。陳啟偉一直跟著洪謙先生研究邏輯經驗主義方面的問題;我卻通過康德,入了西哲史這一門。

  

   我的論文指導教師是鄭昕先生。鄭先生是研究康德哲學的大專家,學問是很深入的;但我在選這個題目時連康德哲學的ABC都鬧不清。蘇聯專家只告訴我們這個哲學是二元論,先驗唯心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它還有一個“物自體”,給這個哲學制造了許多麻煩,諸如此類。鄭先生知道我基礎差,約我晚上到他家中補課。我是一個不懂事的學生,平時除過年隨大家一起到老師家拜年外,沒有單獨去過教授家,所以去鄭先生家個別聽課對我是很新鮮的事。

  

   那時鄭先生住在燕南園,鄭師母是俄語系教員,身邊有三個小孩都還小,二姑娘小時候很是活潑可愛,長得也漂亮,我去了她還幫助拿糖招待,有時她也在校園里玩,同學們都很喜歡她。可惜這三個孩子都因先天性的病早亡了。為給我補課,鄭先生用一塊小黑板,邊講邊寫,一連講了三個晚上。

  

   可是我還是弄不清康德的主要思路。當然,在這同時我也自己讀書。可是當時我的外語糟透了,只能看中文書。大家都知道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當時只有胡仁源的譯本,他大概也不懂康德,譯出來的中文沒人懂。讀原著沒有希望了,就集中讀鄭先生自己的《康德學述》,可是鄭先生自己不推薦這本書,說觀點有問題;不過我還是認認真真讀了,只是鄭先生這本書對我說來還是太深了點,又有不少發揮自己意見的地方,而我的問題是要先弄清康德自己的問題和思路。正在這時,我從北大圖書館借到一本日本新康德主義者桑木嚴翼的《康德與現代哲學》,現在看這本書當然很淺了,但當時卻解決了我的大問題,有一陣子,鄭先生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出外考察了一個階段,我就細細讀了桑木嚴翼那本書,把平時模糊的地方弄清楚,把零零碎碎的想法串了起來,總算對康德哲學有一個能首尾一貫的主要輪廓了,我就在這個基礎上,寫了那篇畢業論文。

  

   這篇習作式的論文當然絕無可以稱道的地方,但有一點現在記得還很清楚,就是當時我對康德的“先天性”問題作了一點肯定,認為指出“邏輯的條件”(邏輯在先)還是有點道理的,當時我估計鄭先生一定不會同意這個看法,但他又視察在外,無從商量,就冒然寫上了。論文答辯會前不久鄭先生才回來審查我的文章,但論點上已無法改變了。

  

   答辯會很隆重,許多老教授都出席了,其中也有賀麟先生——我印象中似乎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賀先生。鄭先生首先說,他很長時間外出,論文沒有詳細商量,有些論點他并不同意。接著我講了論文的主要內容,其中也談了我對“先天性”的看法,后來就記不得怎樣討論的了,似乎大多數老師不贊成我的意見。只記得任華先生問,你說,“先天性”是認識論范疇還是本體論范疇?我只得承認是認識論的,我知道任先生抓住了我論證中的問題,因為我在論證時曾以“存在”作為“認識”的條件,這當然是不對的,幸好任先生沒有再追問下去。現在看,這個問題當然有另一種解決的方法,但在當時我的看法是漏洞百出的。

  

   我看得出來,鄭先生不喜歡我那篇論文,果然,畢業以后我沒有留在北大哲學系,被分到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這是一九五五年新成立的單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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