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流成河换三张下载手机版|血流成河换三张游戏

潘祥輝:“廣播下鄉”:新中國農村廣播七十年變遷史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57 次 更新時間:2019-12-06 21:03:53

進入專題: 政治傳播學   歷史新聞學  

潘祥輝 (進入專欄)  

  

   摘要:作為20世紀初發明的新式媒介,廣播最早出現于城市,但大規模的“廣播下鄉”卻是中國共產黨的首創,不論規模、速度還是滲透力,1949年后中國的“廣播下鄉”都較前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的“廣播下鄉”深刻而廣泛地改變了農村社會。廣播對于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文化知識與科學技術的普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農村廣播網,黨和國家的聲音可以迅速地傳達到田間地頭,廣大農民也因此被有機地整合進了1949年以來的國家政治議程中。“廣播下鄉”開創中國歷史上的“聲音政治”時代,“聲音”與“傾聽”如此廣泛地應用于農村治理,這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新中國農村廣播的發展受到1949年以來政治經濟形勢變動的巨大影響,媒介技術的演進也深刻地改變了農村廣播的形態。

   關鍵詞:媒介下鄉 廣播下鄉 農村廣播  聲音政治 媒介史 政治傳播

   本文發表于《浙江學刊》2019年第6期,第4-13頁,發表時題為:《“廣播下鄉”:新中國農村廣播70年》,發表時有刪節。

   作者簡介:潘祥輝,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政治傳播學、傳播社會學、華夏傳播學及中國本土傳播學研究。

  

   作為一種20世紀發明的現代傳播工具,廣播對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影響至深。20世紀中國的歷史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歷史與廣播的發展更是緊密相連。1940年12月30日,隨著陜北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誕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播事業拉開了序幕。歷經戰爭年代的洗禮,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考驗,以及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人民廣播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一段曲折而光輝的歷程。七十年來,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借助廣播媒介對農村社會的大力改造。

   比起報紙媒介,廣播是一種通過無線電波或導線傳送聲音、供大眾收聽的大眾媒介。從傳播的角度看,廣播是借助于聲音來進行傳播的,它具有一些與報紙不同的傳播特點,一是傳播面廣,二是傳播迅速,三是聲情并茂,感染力強。和近代中國的報刊、通訊社一樣,中國境內最早出現的一批廣播電臺,也是由外國人引入創辦的。中國最早的廣播電臺始于1923年1月23日美國人E·G·奧斯邦在上海創辦的“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臺”(呼號XRO),之后廣播在中國開始流行,成為一種頗具影響力的新式媒介。除了娛樂之用,廣播也很快被用于社會教化。在1949年以前,不論是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還是國共兩黨,都意識到了廣播或收音機對于基層民眾教化的重要作用,并進行過“廣播下鄉”的嘗試。如1930年代國民黨也曾組織過“廣播無線電臺”的基層收音工作,不過,這一時期的廣播宣傳覆蓋范圍極其有限。中共在革命根據地的“廣播下鄉”試驗也是如此,影響不大。中國真正大規模的“廣播下鄉”始于1949年以后全國“收音網”及“有線廣播網”的建立。顯然,這是由1949年以后的政治社會及媒介環境所決定的。只有在統一的政權建立起來后,中國共產黨才能大規模地推行“廣播下鄉”運動。當然,1949年以后的這種“廣播下鄉”也與對蘇聯廣播和宣傳方式的學習緊密關聯。[①]但比起蘇聯,中國共產黨的“廣播下鄉”運動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影響也更為廣泛。

   我們可以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最高領導人到基層政府,黨和國家都極為重視廣播對農民的宣傳教育功能,始終將廣播視為團結和教育廣大農民群眾的媒介手段。從1949年《共同綱領》第四十九條“發展人民的廣播事業”,到1955年第三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確定重點發展農村廣播網;從1965年第九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討論如何辦好面向農村廣播,到改革開放后的“村村通廣播電視工程”,“對農廣播”始終在國家的農村發展戰略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七十年來,正是通過農村廣播,國家的聲音被傳送到田間地頭,農民和國家通過電波緊密地關聯在一起。

   那么,新中國農村廣播事業的發展呈現了哪些規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70年來農村廣播事業的發展又帶給我們哪些啟示?這需要我們回溯歷史,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的歷程中呈現農村廣播事業的變遷及其內在邏輯。


一、新中國70年農村廣播事業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廣播在農村社會始終起著十分重要作用。在電視普及之前,廣播可以說是中國農村當之無愧的“第一媒介”。在文盲半文盲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廣大農村,廣播承擔著信息傳遞、宣傳教育、社會整合、文化傳承等多方面的功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949年以后,和報紙媒介一樣,我國對廣播實施了“社會主義改造”,取締了私人廣播和外國廣播,將廣播事業收歸國有,納入統一管理的軌道,并在此基礎上致力于普及“人民廣播事業”,將廣播媒介延伸到了廣袤的農村。可以說,“廣播下鄉”開創中國歷史上的“聲音政治”時代,“聲音”從此被用于農村治理。數千年來,中國的鄉村是安靜的,但1949年以后,終于被來自“遠方的聲音”所打破,農村社會迎來了“傾聽時代”,這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根據不同時期我國的媒介政策及農村廣播的發展狀況,筆者將七十年來的農村廣播事業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1949-1956年:農村廣播網建設的起步階段

   1949-1956是新中國從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也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村廣播建設的起步階段。1949年6月5日,經中共中央決定,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改組為廣播事業局,其任務十分明確,不僅要“領導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臺”,同時也要“普及人民廣播事業”,延伸廣播覆蓋的觸角。1950年4月22日,新聞總署正式發布了《關于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這是1949年后第一個由政府公布的有關無線電廣播的政令。《決定》指出:“無線電廣播事業是群眾性宣傳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別是在我國目前交通不便、文盲眾多、報紙不足的條件下,利用廣播進行宣傳和動員,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此后,建立廣播收音網的工作很快鋪展開來,到1955年年底,全國已建立了28800多個收音站,不僅覆蓋了城市,也延伸到了農村。[②]可以說,廣播收音網的建立開啟了新中國“廣播下鄉”的歷史進程。在之后跟進的“農村廣播網”建設中,“廣播下鄉”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1952年4月1日,全國第一座以縣為區域范圍的廣播站——吉林省九臺縣廣播站正式播音,為全國建立農村有線廣播網奠定了基礎,提供了范例。1952年12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廣播會議肯定了九臺縣的經驗,并決定向全國推廣。經過兩年的努力,到了1954年底,全國建成縣廣播站547個,中小城鎮廣播站705個,有線廣播喇叭49854只。[③]借助于這些大喇叭,國家的聲音終于可以第一時間傳遞到田間地頭。

   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發展農村廣播網”的要求。在12月21日《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他又提出:“在七年內,建立有線廣播網,使每個鄉和每個合作社都能收聽有線廣播。”這是繼《共同綱領》中“發展人民廣播事業”之后黨中央的又一重要決策。在此背景下,中央廣播局在1955年12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三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重點討論并初步制定了農村廣播網發展的方針和方向。這一方針政策很快寫入了政府文件中。1956年1月,中共中央頒發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第32條中明確規定:“從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五年或十二年內,基本上普及農村廣播網。”大政方針明確后,各地開始積極行動,農村廣播網的建設也因此得以陸續鋪展開來,并初現成績。到1956年底,縣級廣播站增至1458座,廣播喇叭增至50.67萬只。[④]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初期我國農村廣播網的初建階段,蘇聯廣播模式一度是中國借鑒和參照的對象。1954年7月6日至9月5日,我國派出了第一個大型廣播代表團(共18人)訪問蘇聯,學習蘇聯的廣播工作經驗。代表團回國后,還在全國廣播電視系統出版發行了《蘇聯廣播工作經驗》一書。在1954年1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上,局長梅益作了《學習蘇聯廣播工作,改進我們的廣播工作》的報告。蘇聯經驗對我國解放初期的廣播事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廣播的管理體制和內容宣傳上。[⑤]不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特別是“大躍進”的到來,中國的農村廣播很快走上了自己的建設軌道。

   (二)1957-1976年:有線廣播建設的高潮期和普及期

   1957年至1976年這二十年間,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可謂一波三折。不過,伴隨著各種政治運動的發展,農村有線廣播建設卻迎來了其發展的高潮期。

   1956年,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并超額完成所有重要指標,工農業生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勝利的喜悅”卻被錯誤地認為只要加強主觀努力,就可以迅速改變農業生產和農村面貌。“大躍進”運動就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在“大躍進”期間,全國上下響應號召,大力發展廣播電臺,農村有線廣播網在原有基礎上得到了空前發展。從全國來看,這一時期是中國農村有線廣播發展的高潮期。“大躍進”期間分別召開了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從1958年至1960年,三年間農村廣播平均以30%左右的速度遞增。1960年全國建成縣級廣播站1600個,1961年則達到2萬多個(包括人民公社廣播站)。廣播喇叭1957年全國是94萬只,1958年304萬只,1959年469萬只,至1960年達到604萬只。[⑥]

   當然,與全國其他行業一樣,這一時期的廣播行業也存在著片面追求高指標的不良傾向。這直接導致了1962年后對廣播大躍進的調整。在1962年廣播系統貫徹國家“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過程中,農村有線廣播站經整頓后停辦了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喇叭數量由1960年的604萬只減少到1962年的548萬只。不過,這種調整只是階段性的。到了1966年春,全國廣播網的全面調整工作結束后,農村有線廣播站的規模不僅很快恢復而且還超過了調整之前的數量。

   “文革”期間,農村廣播呈現出進一步發展的態勢。1968年,青海省計委一次撥專款350萬元,重點發展農村有線廣播,這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撥款。甘肅省1969年和1970年也分別撥款245萬元、250萬元用于農村廣播網建設。到1973年,全國有線廣播網已基本普及。1973年全國95%的生產大隊和91.4%的生產隊通了廣播,全國農村有線廣播喇叭已達9900萬只,比“文革”前的870萬只增加了10倍以上,61.5%的農戶家里都有了廣播喇叭。而到了1976年底,全國安裝的有線喇叭發展到11300萬只。[⑦]達到了農村有線廣播建設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可以說廣播不僅“下了鄉”,而且“入了戶”。農村有線廣播網也迎來了它的發展高潮。

可見,從1957年到1976年,盡管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政治運動不斷,先后經歷了“反右斗爭”“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歷經曲折,但就農村廣播建設而言,卻基本沒有停滯。政治運動對農村廣播事業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廣播的內容宣傳上,就農村有線廣播的“硬件建設”而言,政治運動卻是個極大的促進因素。可以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 潘祥輝 的專欄     進入專題: 政治傳播學   歷史新聞學  

本文責編:sunxuqian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sdahf.tw),欄目:天益學術 > 新聞傳播學 > 歷史新聞學
本文鏈接:http://www.sdahf.tw/data/119326.html
文章來源: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sdahf.tw)。

2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易康網
血流成河换三张下载手机版 老时时彩杀号网站 安徽25选5走势图连线 体彩大乐透走势图后区 2018足彩半全场4串1 天天棋牌手机版本大全 口袋妖怪绿宝石493赚钱 2007上证指数 福彩3d公式视频直播 排列3开奖结果今天了d 福建11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