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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健:跨越世紀一真人——潘漢典先生涅槃祭贊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4 次 更新時間:2019-12-04 17:41:07

進入專題: 潘漢典  

米健 (進入專欄)  

  

   2019年10月27日,忽聞潘漢典先生于10月26日凌晨仙逝。盡管我近些年不在北京,但還經常聽到潘先生的一些消息,知道他這些年身體狀況其實還很不錯,所以聽到這個消息,還是頗覺突然和悲傷。大概十幾年前,那時我還在北京工作,他動過一次手術,雖然八十多歲了,但恢復很快,而且精神愈加飽滿,氣色更加紅潤,學術熱情有增無減,經常來學校行走于圖書館和研究所之間,看書、查資料、指導學生。讓我們這些晚輩嘆其老當益壯,都覺得他是以德養身,因仁有壽。他的學生白晟博士告訴我,直到去世的前幾天,潘老看起來精神氣色都還不錯,10月19日他手捧《權利斗爭論》精華版時拍的照片,滿臉童真,笑意盈盈,誰能想到幾天后他會溘然長逝。

   潘漢典先生是1920年生人。我記得非常清楚,他的生日是12月初。因為2009年12月5日,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開成立大會時,我作為主辦部門負責人邀請他參加了這個成立大會,并在當天晚上專門設宴慶賀他九十歲壽辰。那天他真的是非常高興,因為比較法是他追求了一輩子的事業。

   比較法學研究院的成立,說明了比較法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進步,是中國比較法學走向新階段的標志,作為中國比較法學教學和研究的開創者和旗幟以及比較法研究所的老所長,他當然會感到喜悅和欣慰。潘老雖然不曾擔任過什么學術團體的這長那長,也沒有什么特別響亮的學術名頭,但他是中國比較法學最有代表性的學者,是比較法學的無冕之王無可爭議。那個時候我就想,潘老可能就是為比較法學而生,不然他的生日怎么這么巧就和我們成立比較法學研究院的日子重合呢?我們最初籌備大會時并不知道此事,直到大會前夕,我們才偶然了解到這個巧合,于是決定當晚為他設壽宴慶賀。其實,這是一舉雙慶的安排:一方面慶賀比較法學研究院成立,另一方面也為潘老賀壽,比較法學和潘老壽辰就這樣自然地聯系到一起。或許,這就是天意,是上天對潘老一輩子事業追求的褒獎。正因為當時情景至今歷歷在目,所以聽到潘老仙逝的消息,悲傷難過之余,真的為他老人家遺憾。因為,幾天之后,即2019年11月1日,中國政法大學就將舉行比較法學研究院成立10周年紀念活動。我想,如果他還在世,一定會激動地想著參加,而比較法學界也一定會擁他為至寶而奉以上座。可他竟然在此之前幾天離去,不能不說是一個于學界、于他個人的遺憾。

   潘老仙逝,使我們又失去一個深受大家敬重的法學界元老,一個對法學界有象征意義的學者離開了我們。我與潘老相識甚久,他對我有提攜之恩、點撥之教、共事之情。回顧與潘老長達三十五年的交往和他整個一生的學術生涯,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或許能夠些許描述他生命價值的論定是:舊王朝的遺賢,新時代的真人。為什么這么講?因為如果把潘老近一百年的人生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界分作兩個時期,1949年前他已經在法學界成就功名,所以對此后的時代來說,他是從舊時代走過來的人,是一位舊王朝的遺賢。1949年后的中國歷史,縱然是社會日益發展進步為主流,但卻風風雨雨、歷經變局,可他始終如一地保持著赤子般的童心或初心,沒有因時局變幻、路途坎坷而改變自己。他始終是他自己,是一個真真正正的自我。正因如此,我認為他是一個真人,是一個得道的真人。一百年的時光,改變了許多東西,也改變了許多人,但潘老始終如一地就是他自己。從我認識他那天起,直至我最后見他的時候,我的印象他始終都是笑呵呵地談學術講人生。偶爾談到曾經給他帶來困惑和困境的過去,他也是風淡云輕,絕少抱怨,而且始終對人生和歷史抱著樂觀的期待。潘老即使生氣甚至發怒,也是孩子般的,而且很快就過去。我想,這也是他能夠長壽的重要原因。他從不逢迎,從不附勢,從不虛假,兢兢業業、認認真真,實實在在、謙謙和和、坦坦蕩蕩。他永遠是他自己的樣子。什么是真人,這就是真人,吾道一以貫之而不改童真。

   潘老有他自己的堅持和固執,但從不強求別人認同。所以,和潘老談論學術,總能進退自如,輕松領益。他從不在意別人對他的意見提出批評或進行討論,但也從不與人激烈爭論,他既有學者的固執童真,又有長者的氣度風范。潘老一輩子的研究工作多在法理和比較法學基本理論,但他對我從制度規則著手研究比較法卻給予鼓勵。他曾經告訴我,國際上有成就的比較法學大家無不有制度法學的功底,因為這樣才能更有說服力地上升到理論概括。高鴻鈞、賀衛方和我幾個晚輩在與潘老合作翻譯德國法學家康拉德·茨威格特(Konrad Zweigert)和海因·克茨(Hein K?tz)的世界名著《比較法總論》的過程中,也會有見解不同的時候,但他從來沒有以學界前輩的姿態將其意見強加給我們。相反,他自己總是做足資料準備與我們交流討論。《比較法總論》中的許多關鍵詞匯和表達,都是他憑多年積累的知識和經驗,最終一錘定音的。由于我們當時翻譯是一部分從德文直接譯,一部分從英文譯,故最后的定稿都是由潘老對照英文和德文,甚至參考意大利文、法文和日文譯本最終敲定。就此而言,中文版《比較法總論》一經問世即受到學界廣泛贊譽并很快成為法學界教學研究必讀之書,這中的知識含量和勞動非潘老莫能與之。非常可惜的是,放眼今日法學界,像潘老這樣通曉多國語言,具有深厚法學功底和傳統文化積蘊的人,恐怕一時難以再求。所以,潘老去世,又給人一種斯人已去,來者其誰的感傷,令人唏噓。

   潘老的學術生涯中,并沒有什么鴻篇巨制,但他卻留下許多啟蒙性、開拓性和奠基性的文章。對此,學界同仁都有共識,他的門生弟子也對他的學術著述做過整理,出版了《潘漢典法學文集》(2012年)

   從這本文集中,讀者可以看到他涉獵之廣、開拓之功、貢獻之大。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法學的進步,人們會從這本寶貴的文集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教益。顯然,這種教益不是通過那種搖旗吶喊、四處鼓噪實現,而是默默耕耘、潛移默化地發生,而這也正是潘老的學術風格和純真人格的體現。對比之下,如今學界,特別是法學界那些趨政炎附權勢、浮華鼓噪、浪得虛名的所謂專家學者或大師們,多少會顯得渺小和淺薄。學者的功德在于傳教布道,而學者傳教布道是否能積功德,就在于當世和后世人能否從中領益并用之于社會實踐,造福于社會大眾。毫無疑問,潘老的學術成果,無論著述與譯著,都屬于這一類。但為了功利,明知其虛假卻鼓噪之,明知其貽害卻為之,明知其錯誤卻持之,那就完全沒有功德可言。現今有些法學家數十日之內敲打出數十萬言,幾天之內拿出一部邏輯混亂、紕漏百出的教科書或立法草案,但卻借勢強加于學界和社會,這不僅沒有功德,而是缺德。這樣的東西,不僅惑亂當下,而且貽害一代兩代學人學子。我們尊敬潘老,懷念潘老,不單單是因為他的離去及其學術本身,更重要的是,他做學術是做功德。他的治學為人,實現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美德和價值。

   我與潘老純屬偶然地結緣于學術。三十六年前,也就是1983年,我在北京有大半年游學于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之間,期間寫了一篇題為“論公害的民事責任”的文章直接投給了《法學研究》,但所留聯系地址是當時租住的農舍。說真的,當時也就是嘗試一下,并沒有太大期待。不久,我回到廈門繼續論文寫作。沒想到當時《法學研究》的責任編輯王昭儀老師,也正是潘老的夫人看到這篇小文章,認為可用,就聯系作者。但因我早已離京返廈,故怎么也聯系不到。王老師很是奇怪,不經意間就把這事告訴了潘老,未曾想潘老就記住了。1984年中國法律史年會在廈門大學舉行,潘老到廈門參加會議。我們年輕人與潘老接觸交流中,他聽到我的名字就驚喜地問我是否寫過文章投到《法學研究》,并且說他的夫人見過一篇署名相同的文章,但卻聯系不到作者,故順便問問。我自然據實以告,潘老立即說回去和王老師確認。很快,潘老和王老師確認我正是那個聯系不到的作者。于是,我在法學界的第一篇論文就這樣得以在當時法學界最高權威的雜志上發表。由于這件往事,我一直將潘老夫人王昭儀老師視為我進入法學殿堂的引路人。11月1日,我因公自北京返回澳門前,專程去潘先生家中吊唁,同時也是看望王老師。許多年過去,歲月也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跡,但她思路敏捷頭腦清晰,對當年的往事連細節都記得很清楚。潘老離去,她多少應該有思想準備,所以較為平靜。但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白頭偕老的老伴兒離開,無論如何對她都是一種無法彌補的失去和無以勸慰的哀痛。作為晚輩,唯一能說的是,節哀順變、萬千保重!

   匆忙之間,我們說起了很多與潘老有關的往事,還提起潘老與澳門的淵源。現在的澳門培正中學,其實最早是1938年抗戰時期從廣州遷來。當時正在培正讀中學的潘老,因而也隨學校來到了澳門。雖然身歷戰亂,家中多年收藏的書籍散失殆盡,但潘老仍發奮讀書,以總分第一名獲得“學業成績優良特別獎”銀盾牌。潘老是1940年級毓社同學,后來在北京擔任培正同學會會長,歷來關懷赴京就讀的培正學生,深受紅藍兒女們(培正中學的校徽主色為紅藍兩色)的尊敬和愛戴。2008年7月下旬,他應邀前來澳門參加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年會。期間,他特地去拜訪母校培正中學,與高錦輝校長見面,并向高校長贈送了他的譯著《君主論》等,還留下一枚銀戒,是1939年12月“培正五十周年校慶” 的特制紀念品。他一直珍藏,現回贈母校保存。

  

   我2010年決定留在澳門工作后,除了公差或春節假期外,幾乎都不在北京,于是也就少了許多探望潘老、向他請教的機會。不過,間或也會以各種方式問候他。他對我最后的幫助支持,是為我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比較法學導論》作序。他的學生王稱心博士告訴我,潘老很少為別人作序,近些年更是如此,故拒絕了很多請求,但對我卻是例外。他知道了我的請求后,立即爽快地答應。對于序言文稿,他一絲不茍、字斟句酌,甚至每個細節都要核實確認,最后是在醫院病榻上修改完成了這篇序言。那時他已經年過九十,且臥病許久,但一言既出,則身體力行。看到他簽名后交給我的序言文稿,老一輩學者對自己文字認真負責,對后學不遺余力幫助提攜的高風亮節,又一次深深感動并鼓勵著我。如今,潘老雖已駕鶴西去,云游天國,但他卻留下了許多開創性、奠基性的著述,還有已然是中國法學界經典的多部譯著。這些學術和文化作品將長久地存于世間并施惠于后人,凡是讀到這些作品、了解這些作品、受到這些作品影響的人都會記住他、尊敬他,我們這些受惠于他,熟悉他的人,更會永遠感激他、懷念他。

   孔夫子曾經說過: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如今的時代,七十之后可能還要活許多日子,那么如何講呢?許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順著說:八十出神、九十入化、一百涅槃。潘老去世距他九十九歲生日只差了一個月多幾天,按照中國民間文化,完全可以說是百歲。所以,我覺得他的離去是涅槃,涅槃自然就會重生。什么人才得以涅盤?一定是修行到最高境界、真正得道之人。所以,在潘老九十九歲生日之際寫這篇悼念文章,我寧愿說他是涅槃,并為他的涅槃祭贊。

  

  

   米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于澳門氹仔海明灣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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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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