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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我的漢學之路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72 次 更新時間:2019-12-03 23:36:30

進入專題: 漢學研究  

田浩  

  

   我出生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在美國東南地區佛羅里達州一個叫克雷斯特維尤(Crestview)的小鎮長大。當我的眼界只是局限于居住在小鎮里的我的家人和鄰居時,外面的廣闊世界對我而言仍然遙遠而抽象。記得在我七年級的時候,班上準備籌劃一個派對,一個女孩提議準備些中國“幸運餅干”(fortune cookies)。這對那個年代的美國農村來說,是一個既異乎尋常又非常陌生的事物。而我當時對中國的全部了解也僅限于這是一個在地球另一端、離我的世界極其遙遠的國度。那么這個土包子是如何認識并熱愛中國,將他的人生奉獻給中國歷史與思想研究的呢?

  

一、我的通往中國研究之路


   我第一次見到中國人是在我研究生學習的第一年。當時,歐文?海厄特(Irwin Hyatt)教授帶著我們來到亞特蘭大市的一家小的中餐館。而在此之前,我只是在書里和照片里見過中國人。海厄特教授在佐治亞州埃默里(Emory)大學所開的課程都是我第一次學習中國歷史的課程,但我開始關注中國歷史始于之前有關20世紀歐洲史的一門課。我在密西西比州的貝爾黑文(Belhaven)學院學習時,也在附近的密爾塞普斯(Milsaps)學院修了一門長達一年的課。那門課的老師是麥克馬倫(McMullen)女士。她在幾十年前和她的歷史學家父親從希特勒控制的奧地利逃離,并最終到達美國。盡管她的課程嚴格專注于歐洲歷史,但是她為我們所列出的研究論文題目之一是“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1950年之前對俄國革命的態度”。因為我來自于一個被歸類為“競爭對手”的大學,我只能坐在一個離講臺最遠端的座位上。我也成了最后一個收到研究論文題目選單的學生。幸運的是,因為當時有一個學生沒來上課,我有機會在這個有關中國的論題和另一個題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波蘭經濟政策”的論題之間做出選擇。在無人給我在中國論題方面提供指導的情況下,我漫步在圖書館去閱讀一切我可以找到的有關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現代史的資料。雖然我最終還是完成了這個課題,我覺得當時美國大學的圖書館里關于中國的書不是很多,既不全面也不系統,進入中國歷史的研究領域其實是很難的。于是我就覺得自己可以在中國歷史領域做些研究,做點貢獻。

  

   我在埃默里大學上完四門有關中國及東亞歷史的課程后,轉學到了弗吉尼亞(Virginia)大學。在那里,我師從馬思樂(Maurice Meisner),一位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以及林毓生,一位睿智的儒家歷史學家。他們都是從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博士學位,但是他們都是在哈佛的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指導下完成的論文。在我們第一個學期期中的一堂課上,馬思樂教授突然宣布他已經接受了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一個職位。在此后,他幫助我成功進入哈佛的研究生院。盡管在弗吉尼亞的時候,我的室友就是一個從臺灣來的中國人,但是我是到了哈佛以后才開始擁有許多幫助我了解和欣賞中國文化的中國朋友。

  

   在哈佛,我帶著對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強烈興趣開始我的研究。然而,當我在第二學期進行有關吉田(Yoshida)給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信件的研究中,我經歷了難以獲取近期歷史文件資料的困難與沮喪。約七年后,我修改了那篇論文,它被《大西洋地區歷史評論》接收,但是當時的編輯因為政治的原因不斷推遲發表的時間。因此,這篇文章成為我平生第一次發表的中文文章(《50年代初期美國的對華政策:杜勒斯的外交權術與吉田信件的由來》,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5期)。《大西洋地區歷史評論》的主編羅瑞斯?亨德利(Norris Hundley)其實是反對我對杜勒斯的批評的;我說杜勒斯越俎代庖,是因為我發現當時的史料證明,他實際操刀了那封當時日本首相吉田的信,誤導他自己的上司美國國務卿約翰?阿切森(John Acheson)錯誤認識杜勒斯所處的角色,同時雖然他已經有了這封信修改過的草稿,他卻告訴阿切森他還沒看過這封信,這一切以便于他在有關臺灣的問題上操縱阿切森和杜魯門總統。盡管《歷史研究》的編輯們質疑了文件中的一些用語,但是這些在北京的編輯們對文件所揭示的事實以及我的結論均持更為虛心、開明的態度。

  

   我在哈佛研究生院學習的第二年,宋代儒學成為了我研究興趣的中心。這種轉變尤其得益于史華慈教授為我們講授的“朱子語錄”這一課程。沒想到我為這門課所寫的論文在修改之后,極大冒犯了陳榮捷教授。這是因為盡管我從《朱子語錄》中摘錄引用了許多有關“天心”的原文和注釋,陳教授仍然質疑朱熹是否真的曾用過這個概念,所以不肯自己看我注解所提到的《朱子語錄》中的材料。在我復印郵寄給他所有的這些原文,并和他通信討論之后,他終于承認我的確論證了我對朱熹運用這個概念的理解。雖然陳教授的觀點認為這個概念并無意義,但是他收回了對這篇論文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上發表的強烈反對意見。關于這篇論文的中文版,請見我的《旁觀朱子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因此,從我的研究生學習之初開始,我就有一種揭示歷史資料真相的傾向,這些資料顛覆了那些描述歷史事件和闡釋重要歷史人物的主流觀點。

  

   在我研究生學習的那些年里,美國人還幾乎不可能到中國旅行,而我也不過是一個有很少機會旅行的鄉村男孩。我在美國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是1970—1971年間在中國臺北為期13個月的經歷。在這段時期里,除了竭盡全力地努力學習語言,我還被中國文化和當地的人們深深打動。這一切對我這個來自美國南部農村的男孩來說,顯得比我原來所預期的更為熟悉而非陌生。我在適應波士頓地區的文化風俗時曾偶爾遇到過困難,可是我通過一些方式發現與我在波士頓相比,我在中國的環境里更加感受到家的感覺。1976年我從哈佛大學畢業,并幸運地在那一年從兩個教授古代中國歷史的工作職位選擇其一,此后,我將我的精力集中于教學與研究,期望得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SU)的終身教授職位。

  

   當我收到哈佛同意出版我的第一本書《功利主義儒家》的接收函時,我申請并獲得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資助我于1981年前往中國大陸的第一次旅行。這次旅行除了觀賞許多歷史文化名勝古跡,我的主要目標是和那些我曾經閱讀過他們的著作的學者見面。通過與普林斯頓大學劉子健教授的私人友情,我得以見到陳智超先生,一位社會科學院研究宋代的歷史學家,他也是我在北京與其他一些重要學者見面的橋梁。不過,在北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用了更為直接的方法去聯系這些學者。我給鄧廣銘先生和張岱年先生發電報,請求他們與我見面。考慮到當時的時間極為有限,我意識到發電報是引起他們注意的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鄧先生很有風度地回應了,于是我和他以及張先生于1981年的5月在北大見面。

  

   在中國的所有人當中,鄧先生是和我最相關的,因為他北大的論文以及第一本著作都是關于陳亮,而這正是我第一本手稿的關注焦點。臨近第一次見面討論的末尾,他和張先生都歡迎我再次回到北大做一段時間的研究以繼續我們的討論。回到美國以后,我馬上申請了我的第一次帶薪研究假期和專業研究資金,從而得以回到北京繼續我的研究。在北大的第一個學期期末結束之前,我向“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遞交了延期一年的申請,報告了我的研究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在美國的研究資金局和我所在的大學都同意了我的申請。

  

   在北大從1982年秋至1984年春的近兩年里,我經常拜訪北大的各位教授,尤其是鄧先生。我們的討論往往從我所準備的有針對性的問題開始。不過我們逐漸一步步地擴展我們討論的主題與問題。例如,他對中國歷史在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傳承的狀態極為關注。經歷了20世紀的混亂,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認為有關中國歷史的知識變得任人涂抹擺布,似乎像是被一小部分資深學者手中掌控的長線牽著走。他同時提到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最后的機會重新獲得它的歷史。幸運的是,他被任命為一個國家委員會的成員,評估中國大學的教學課程設置以及設立大學教授的標準。他對許多大學老師缺乏閱讀中國歷史資料訓練的現狀非常不滿意。因此,他將他的希望和努力集中在80年代的新一輩研究生身上。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討論了一個他已經參與兩次的出版項目,其目標是出版一本宋代文集的主題索引。這本來是哈佛燕京社在20世紀30年代編輯出版系列的一部分,但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所有的相關資料都遺失了。在60年代早期,北大的學者重新啟動了這個項目,但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破壞。他試圖再次發起這個項目,因為這不僅對研究者非常有價值,也是他為訓練新一代閱讀宋代歷史資料所做出的一方面努力。根據我幫助王德毅先生申請哈佛燕京社的支持以編寫宋代人物資料索引的經驗,我毛遂自薦,提出如果鄧先生愿意申請,我也愿意幫助他。我們后來寫了一個給哈佛燕京社的申請,北大因此收到了第一年的基金。

  

   雖然我們申請的是連續幾年的哈佛燕京社基金,我們不得不每年提交一份報告并再次申請。不幸的是,新的哈佛燕京社主任決定終止資助鄧先生和王先生項目的基金,這樣哈佛燕京社能資助更多的東亞學者來訪問美國的大學。對索引的整理再一次被打斷了。幸運的是,甚至在張希清教授從北大退休之后,他仍然不忘這項大計劃,負責這個項目得以完成,所以《宋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五卷本) 在201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在我們向哈佛燕京社申請基金的時候,張希清還只是鄧先生的研究生和特別助手,后來他成為歷史系的教授,再后來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這個中心是鄧先生及其他幾個北大教授在80年代早期共同成立的。

  

   我在北大潛心研究期間,我不但學術上受益匪淺,我還有幸在80年代早期將我的妻子宓聯卿和兩個孩子帶到北京生活了兩年。如果我的家人沒有跟我一起來,我不可能和北大以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有如此緊密的聯系。當時我希望我的兒子田亮在北京上小學。某一天,北大外事辦打電話給我,把我叫到了辦公室,告訴我北大的決定。浦嘉珉(James Pusey)在那個時候正在北大教達爾文主義,他的兒子在北大小學的分校上學。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北大外事辦告訴我我的兒子作為第一個美國孩子被小學的主校區接受了。不過,出于對我兒子特殊情況的鄭重考慮,外事辦非常謹慎,為此曾討論了一個多星期。

  

在列出了一長串“黑頭發”孩子的優秀素質和舉止后,外辦又提出了一系列與之相對的“金頭發”孩子的差素質和舉止。暫停了一下后,宣布我的兒子是“金頭發”。北大是在有條件的基礎上接受他的,他們要我仔細跟他解釋他“要向‘黑頭發’的孩子那樣”。田亮很快適應了學校,并很順利地被他的老師接受,在他們班頗受歡迎。總體來說,我個人從未觀察到任何外國孩子或成人能夠適應得這么好,并這么快樂地享受在中國的生活。當我們離開中國的時候,留學辦公室的黃道林老師告訴田亮歡迎他隨時回來。1990年他16歲的時候,田亮申請作為一名暑期班學生回來上學。起初,我感到很奇怪,因為我們有一段時間一直沒有收到任何回復。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我們從黃老師那里收到一封信,在信中被告知田亮已經被錄取,并附有常規的申請材料。直到我讀到申請人必須18歲并且是高中畢業才能申請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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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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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新史學1902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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