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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傳劍 王新龍:理性看待俄羅斯的南中國海政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999 次 更新時間:2019-11-30 13:52:20

進入專題: 俄羅斯     南海問題     中俄關系     戰略統籌     政策調適  

王傳劍   王新龍  

   內容提要:作為東南亞地區戰略格局和南海爭端大國博弈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俄羅斯通過其特有的路徑與方式發揮著特殊作用,并對南海局勢發展造成了雙重影響。俄羅斯參與角力南中國海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動向,是其調整對外戰略進而謀求拓展的一種必然體現。中俄兩國需要把南海問題納入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框架之中加以戰略統籌,在維護雙方關系大局的前提之下對具體政策做出必要的調適。

   關 鍵 詞:俄羅斯  南海問題  中俄關系  戰略統籌  政策調適

  

   在大國關系深刻調整、國際秩序加速轉型、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形勢下,中國的崛起復興之路充滿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和挑戰,也將不可避免地在類似于南海爭端這樣的敏感問題上承受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伴隨著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大國勢力的深度介入,南海問題因為纏結了多種沖突與緊張態勢,已經成為亞太地區以及全世界關注的焦點①,甚至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于南海博弈會不會導致大國之間直接對抗的深度擔憂②。值得注意的是,與中國互為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俄羅斯實際上也參與到了這場角力之中,并通過其特有的路徑與方式發揮著自己特殊的作用,成為影響南海地區局勢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不過迄今為止,南海問題中的俄羅斯因素并未如美國因素,甚至也不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因素那樣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相關分析只是偶爾散見于論述南海地區形勢、東南亞地區格局以及俄羅斯亞太地區政策時順帶展開的部分話題之中。雖然也有個別學者曾就蘇聯/俄羅斯南中國海政策的某些層面進行過一些有益的探討,但卻未能針對其相關立場背后所蘊含的政策取向乃至戰略意向做出較為深入的解讀。有鑒于此,本文擬在批判吸收國內外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俄羅斯的南中國海政策進行一種更為系統的理性分析,以求能夠更為全面地把握其政策表現和形態,更為準確地揭示其政策實質和內涵,更為客觀地評判其政策影響和作用,為有效應對南海局勢未來發展特別是進一步探討南海問題的疏解路徑和管控方略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

  

   一 蘇聯時期南中國海政策的發展演變

  

   關于二戰期間及至冷戰時期蘇聯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郭淵、王靜、呂雪峰、左鳳榮等國內學者近年來都曾做出過一些極富價值的專門研究。比如他們認為,戰時蘇聯通過《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條約,承認南海諸島屬于中國的歷史事實,對于當時民國政府爭取恢復行使主權起到了積極作用③。其中,作為第一份確認南海諸島屬于中國且具備國際法效力的條約性文件,1943年12月1日正式發表的《開羅宣言》重申了此前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公告的內容,鄭重宣布“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奪得的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④對于該宣言中有關日本歸還其侵占領土的內容,羅斯福、丘吉爾在美英蘇德黑蘭會議期間曾特意問詢斯大林的意見,后者明確表示贊成“宣言及其全部內容”,并認為這一決定是“正確的”,“朝鮮應該獨立,滿洲、臺灣和澎湖等島嶼應該回歸中國”⑤。在此之后,《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再次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⑥隨后蘇聯政府對日宣戰并發表聲明簽署了該公告,而1945年9月2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書》則最終宣布“接受美利堅合眾國、中華民國和大不列顛國政府首腦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發表、后由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參加的《公告》條款”⑦。

   蘇聯政府的上述態度顯然有利于戰后中國政府爭取恢復在南海諸島行使主權的行動,而且這樣的立場自然也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雙方關系當中得以繼續體現。在東西方冷戰的大背景下,美英等國從遏制主義出發奉行對日片面媾和政策,不僅拒絕為抗日戰爭做出巨大貢獻的中國政府參加舊金山會議,而且在其主導的對日和約中明顯背離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于歸還中國領土的規定。在前期交涉過程中,蘇聯與中國方面積極溝通,密切配合,及時通報相關情況并主動征求中方意見,對于中國揭露美英等國圖謀、捍衛南海諸島主權的斗爭給予了有力支持。在舊金山會議上,針對美英和約草案僅僅確認“日本放棄對南威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而又拒不明確其歸屬的情況,蘇聯代表團進行了強烈的批駁,并且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開宣讀了對美英和約草案的修改意見和新增條款,此即“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滿洲、臺灣(福摩薩)及附近的一切島嶼、澎湖列島(佩斯卡多爾群島)、東沙群島(普拉塔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巴拉塞爾群島、阿穆非特里群島和瑪克斯費爾德沙洲)以及南沙群島(包括南威島在內)的完全主權,放棄對上述所列領土的一切權利、法律依據和要求”⑧。而在美國方面以不符合議程為由阻止會議對該提議進行討論的情況之下,蘇聯代表團又明確宣布拒簽對日合約,并且嚴厲譴責該和約“嚴重地侵犯了中國對于臺灣(福摩薩)、澎湖列島、西沙群島和其他島嶼的權利”⑨。

   這一時期,蘇聯政府不僅在國際場合公開承認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而且對于中國政府捍衛海疆的正義行動也積極予以支持。比如1956年6月17日的《消息報》明確肯定南海諸島屬于中國的歷史事實,并對當時菲律賓和越南企圖侵犯南沙群島進行了有力抨擊。特別是在1958年9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領海的聲明》頒布后,蘇聯政府照會表示“完全支持中國政府關于領海的決定”,并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決定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領土,包括中國大陸、臺灣及其周圍的島嶼、澎湖列島以及其他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島嶼”⑩。在當時中蘇友好的背景之下,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學者,蘇聯方面關于中國擁有南海諸島主權的立場應該說是極為明確的,包括官方出版的地圖集和一些權威性著作,均承認這些島嶼屬于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1953年出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1955年出版的《蘇聯大百科辭典》、1957年出版的《外國行政區域》、1959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地理概論》,以及1954年和1958年分別由蘇聯內務部和蘇軍總參謀部繪制的《世界地圖集》等,都準確清晰地將東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島標注為中國領土。即使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學術著作和對外公開的地圖集中,也仍然保留了一些相關記載,比如蘇聯測繪總局1961年出版的《世界地圖集》、1973年出版的《菲律賓地圖》,以及蘇聯國防部1974年11月28日印制的《海洋地圖集》第一分冊《太平洋地圖》等(11)。

   不過,蘇聯方面的這種立場并未延續保持下去,而是在20世紀60-70年代出現反轉。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奉行與美國爭霸的戰略,蘇聯的東南亞政策開始出現重大調整,而印度支那則成為其擴張地區影響力的重要場所。其間伴隨中蘇關系的惡化和中美關系的改善,中美蘇大三角格局影響下的南海地緣戰略形勢也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為達到排擠美國、孤立中國、搶占東南亞戰略制高點的目的,蘇聯于1969年提出建立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而后則不斷派遣艦機在南中國海地區活動,甚至一度造成了1971年“臺爾曼號”內燃機船撞沉中國漁船,導致11人死亡11人受傷的嚴重海損事件(12)。越戰期間,蘇聯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不遺余力地支持越南,而在美國退出印度支那之后,更是顯著加強了對越南的扶助和滲透。1976年初蘇越簽訂了《經濟和技術新協定》,1978年底又簽署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并很快就蘇聯使用金蘭灣基地一事達成了秘密協議。這樣,在蘇聯不斷強化南海地區軍事存在,以及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實現對老撾控制的情勢之下,“中國的戰略后院變成了蘇聯的戰略范圍”(13)。在中國被迫進行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中,蘇聯繼續公開支持越南。據統計,在1978年秋至1979年末,越南總額871萬美元的武器進口幾乎全部來自蘇聯(14)。期間蘇聯甚至派出了以明斯克號航空母艦為首的作戰編隊穿越南海,目的是“攔截中國戰場的(陸、海)通信系統,并將有關信息傳遞給越南”(15)。

   與此相適應,由于把越南視為牽制中國和拓展自己在東南亞勢力的平臺,蘇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南海爭端中開始明顯偏袒越南,不僅在主權歸屬問題上出爾反爾,而且積極支持和鼓動越南侵占島嶼的行為,蓄意歪曲和指責中國捍衛主權的行動。在1974年中越西沙海戰前后,曾有三艘“目的不明”的蘇聯軍艦在附近海域游弋,而《消息報》和塔斯社則利用東南亞和西方個別媒體的錯誤材料拼湊題為“事件還是路線?”的文章,旨在反華挺越(16)。實際上,在中蘇關系破裂之后陸續出版的《蘇聯百科全書》《蘇聯百科詞典》等官方工具書中,關于西沙和南沙群島的詞條就已大多不再指明其歸屬,《勞動報》等蘇聯媒體轉而誣蔑中國對印度支那等東南亞國家搞“地圖侵略”,把這些國家的領水“畫成了中國內海”。比如針對中國在西沙群島發現商朝遺址的報道,《消息報》曾專門發表評論文章《新華社的考古學家》,攻擊中國的西沙考古“無視許多國家,包括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都申明自己對這些島嶼的權利”。另外針對中國政府1978年12月29日關于西沙、南沙群島的主權聲明,塔斯社又進而發表評論文章《危險的打算》,指責中國捍衛主權的行為是“大漢族擴張主義”,污蔑中美關系緩和為中國在東南亞“擴張”找到了極好借口(17)。盡管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蘇聯對于南海問題的態度發生了較明顯變化,比如針對1988年中越南沙海戰選擇了中立的“不介入”政策,但也并未就此恢復到以前承認南海諸島屬于中國的立場上來。

   由此可見,蘇聯針對南中國海并沒有形成一種相對穩定且一以貫之的政策,而對于南海諸島的主權歸屬也并不存在一個長期不變且始終如一的立場。在爭端頻發數經變遷的南海問題上,蘇聯的行為和表現更多是屬于“策略性”選擇的結果,并因此呈現出某種“機會主義”特征,而“中國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總體戰略需求和地區戰略目標,則是決定其政策向度的最關鍵考量因素。實際上,在戰后兩極格局和東西方冷戰的大背景下,中蘇兩國關系中所發生的每一次階段性變化,都會對全球戰略形勢產生結構性影響,并因此導致蘇聯在南中國海所追求的地緣戰略目標出現較大幅度調整。具體來說,最初蘇聯之所以贊同《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于南海諸島主權問題的處理方式,應該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維護和保持盟國之間戰時團結的目的;而它之所以又能在舊金山會議上據理力爭甚至不惜為此拒簽和約,則完全是因為中蘇同盟關系的存在特別是應對冷戰大勢的需要。同樣,導致蘇聯的立場態度在20世紀60-70年代出現明顯反轉的主要原因,歸根結底還是源于中美蘇大三角結構的形成以及由它所塑造的一種新的地緣戰略觀念;而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俄羅斯一直堅持不再就南海諸島主權歸屬問題表態,恐怕也是基于大抵如此的政策邏輯。因此,蘇聯的南海政策形態背后所反映的是其總體戰略需求的變化,必須納入政策與戰略相一致的范疇之中進行系統考察,這也應該成為我們理性認知當下俄羅斯南海政策的最基本路徑。

  

   二 俄羅斯參與角力南中國海的路徑與方式

  

由于擁有突出的戰略地位和富足的戰略資源,南海地區素有“亞洲的地中海”和“第二個波斯灣”(18)之稱,“邊緣地帶理論”的鼓噪者們甚至做出過“誰控制了南海,誰就控制了各周邊重要海峽,誰就控制了整個東亞與太平洋地區”(19)的大膽論斷。長期以來,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大國勢力積極涉足這一戰略區域,致使原本僅屬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糾紛的南海爭端不斷升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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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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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東南亞研究》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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